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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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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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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对于衰退的反思

经济学家——一群挥动着剃刀的奥卡姆们

均衡——古典经济学家的追求

威廉·配第的发现

纸币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最好方法

货币流通的加速度

弗朗索瓦·魁奈的自然秩序和放任原则

亚当·斯密的思想

亨利·桑顿——中央银行之父

大卫·李嘉图理论的实验

穆勒父子

技术革新创造经济的繁荣

奥弗斯通勋爵的繁荣——萧条周期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法国商人的美好愿望

持续繁荣论是人类宗教情节的真实反应

打破市场永久繁荣的迷梦

卢卡斯与前妻的对赌

温水里的青蛙和中国国王

谁将王牌飞行员推向了死亡轨道

健忘与回避心理

过度自信的原因和可能行为

《麦琪的礼物》、囚徒的困境和斯密的问题

阿希实验和群体压力对个人判断的影响

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权威力量

群体意识形成实验

信息不完备与羊群行为

经济周期概论

“基钦”短周期

“朱格拉”中周期

俄国人的长波

对波长理论的批判

经济复苏间隔时间的短长与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正相关

凯恩斯主义又成显学

凯恩斯救活过1930年代大危机是天大的误会





对于衰退的反思


CHAPTER1



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



发端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无疑是人类史上一场巨大的崩溃。



危机之前的繁荣时期,美国和中国,代表了市场供需的两极:一个是需求的代表,一个是供给的代表。美国人的需求直接拉动中国的供给,而中国为应付美国庞大的需求,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初级生产资源的采购,而这又将直接影响包括中东、俄罗斯、巴西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出口国。美国和中国可是拉动上一轮全球经济繁荣的两架马车呀。



然而,转眼间繁荣不再。古老而又常新的经济周期又发作了。这是一次危机,并且这还是很大的一次危机。



对于当前世界经济的乱局,格林斯潘,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汤因比所言,世界文明的成长依赖于少数人,文明的解体也是由于他们的失误。格林斯潘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犯下错误。其中美国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就是这次危机的主因,如克鲁格曼认为的那样,格林斯潘2001年对布什政府不负责任减税措施关键性的支持,促使国会通过了这项造成税收大减的政策,酿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果。



其实在2005年3月份参议院听证会上,格林斯潘就已经坦承减税措施是错误的。布什在2001年实行减税措施,正是格林斯潘给了布什极大的支持,而他认为减税有助于刺激当时低迷的经济。而现在,税收的减少正造成美国联邦庞大的赤字。



另外格林斯潘在楼市泡沫问题上反应也很是迟钝。虽然于2004年格林斯潘对房地产按揭市场上浮动利率贷款风险表示过关切,但是在同年又还在极力鼓吹这种贷款的好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2005年发表的《全能的美联储及其在泡沫膨胀中扮演的角色》一文里也尖锐地指出过,格林斯潘希望仅仅通过讲话“就能够把泡沫熨平,从而使整个国家避免泡沫破灭造成的影响”,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清楚地表明,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仅靠演讲并不能取得成功。



正如同我在2006年,那个繁荣得让人忘乎所以之时指出的那样,格林斯潘大胆且复杂的高度弹性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滋生投机的土壤。2006年10月1日,我在一篇题为《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的过度消费及带动的中国的过度投资,已经透支了他们的健康。那么造成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还应该在于错误的利率政策,这也正是格林斯潘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美联储人为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这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衷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当然能够形成一时间的繁荣,这种繁荣通过啤酒效应传递到中国,也自然地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也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成倍地放大。中央银行人为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也在误导投资者,使他们热衷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由此,自然又造成世界另一极的一时的繁荣。但可惜的是信贷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一旦信贷收缩,那些本来不应该投资、消费的项目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就是衰退就是失业就是经济的全面危机。全球将以经济危机为代价为这轮繁荣买单。”该文认为经济危机可能是这种货币政策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因貌似良好的政策和长期增长而加大。



从事后追认的角度来看,我们三位的判断还应该算是对的。给新经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人经历了高投资和股市飙升,但同时非理性繁荣和投机泡沫也在滋长,终于给今天的危机埋下了巨大的伏笔。格林斯潘所带领的美联储在这点上失策,他没有尽到预警投机狂潮的责任。他不仅让安然、世通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投机的冲动中迷失了方向,他也让整个世界都迷失了方向,也; 终于让我们跌入了今天这样的深渊。



当然我还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样的分析的确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对危机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里,却是远不够充分的。斯蒂格里茨有一段话是不应该被我们忽视的:“美国经济最近十几年来一系列教训在于,过于信任领袖们的讲话,美国大众过分信任和依赖财经官员的‘信心’,过分信任金融市场所谓的智慧,而对经济现象背后的真正的经济学关注不够。我认为这才是真正问题所在。”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本叫《共产党宣言》的小书,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已清楚地指明:“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其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看到这些周而复始及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得不恭维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凡的洞察力、远见力。但我觉得他们的说明也还不够。休谟说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这个观点也完全可以引申到经济危机上来。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弱点,互相争夺的无限欲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固有的弱点、人性固有的弱点。





经济学家——一群挥动着剃刀的奥卡姆们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言:“人的历史就是人性的历史。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这既表现在人的创造力使文明生长;也表现在人性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社会制度。”



社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人类有交往的需求,其中经济活动又是人类所有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归根结底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是各个人相互联系的场所,联系的方式由人性所决定的。社会始终离不开人,而人又始终离不开人性,离不开人性的“恶”,离不开人身上所拥有的精神力量和他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学本身应该是一门伦理学。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是无法摆脱社会问题、人性问题的,因为经济问题仅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可惜的是随着学科的细化,近来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偏离这种轨迹,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孤立的或自足的存在趋势。这种趋势能够直接把像社会那样的整体,理解为自成一体的存在,它们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体之外。经济学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脱离人性,单就数量而研究的倾向,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把人性、把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而我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人、人性、精神要素才比较困难。



近来的经济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人类活动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人类活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各种看法也越来越多,研究经济活动越来越需要有批判,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此,人们就努力为经济活动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可是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事实上,经济活动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理论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这些经济理论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但是他们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仍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摆脱困难。他们被自己所设定的公式束缚住了,他们深陷统计规律中,全然将文明的基本特征——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给遗忘了。他们企图使经济学像制造机器的学问一样,只要求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也就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只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因素。之所以有人从决定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中选中它作为研究的基础,是因为在时空框架下,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至于别的一切因素,他们认为对经济活动的各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因素,可以不必考虑。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是经济活动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这样的理论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但经济活动却是多方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这些经济学家,经常干的事情是操弄着14世纪的哲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手法,认定那些他们观测或理解不到的“实在世界”全都是子虚乌有的,至少是无意义的。并且还振振有词地告诫人们道“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今天还来卖弄14世纪的话语,不免让人觉得没有创新精神,只知道挖死人的坟。但是当代的经济学家不再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了,因为他们现在说的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样高深的话。话固然高深了,但理论依然片面而贫乏,一切同人性相割裂的理论是多么可怜!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嘲笑和鄙视,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之外。



任何理论一接触人性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在机器制造中,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一旦涉及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经济学涉及的却是社会?体的问题,社会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就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莫大的困难,使经济学者们的判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可是,经济活动,因为是人的活动,所以也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只是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要素,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





均衡——古典经济学家的追求


史蒂芬·万博算得上追求均衡的当代典范了。1998年,在其发表于《外国事物》上的文章《商业循环的终结》中认为,那时的宏观经济的风险是比较低的,技术、就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挑战,同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一道,减少了工业世界经济活动的变量。由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的原因,发达工业经济中,商业循环的浪潮已经缩减成涟漪。而同时,另一位学者——罗杰·伯特勒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通货膨胀的终结》里强调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低风险的“零通货膨胀时代”。



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坚持认为经济危机是可以避免的,经济周期是可以人为抹平的,这种观点不仅在普通阶层大有市场,甚至很多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三位:让·巴蒂斯特·萨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凯恩斯。这些人认为市场是相对稳定的,均衡是其应有的状态,正是这种假定,决定了这些人一直着眼于追求那个均衡的局面。虽然他们并不总认为经济危机是可以自然避免的,但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主义强调的是人为干预可以实现清除经济危机这一宏伟的理想。理性主义观念总是那么崇高而又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产物,它如此壮丽,如此大胆,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颇得市场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克莱蒙特·朱格拉医生就一直认为不需要任何外在因素的促成,经济危机也会自然地发生。





威廉·配第的发现


对于经济危机这个课题的研究,古代学者已经有了模糊的认识,譬如公元95年,小普林曾经在给尼普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听说了吗?地价涨了,特别是罗马附近的土地涨了不少,至于地价为什么上涨,原因却是众说纷纭。”这且不提,而近代从科学角度来讨论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从目前文献来看,英国大地主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当属第一人,他在出版于1662年的《赋税论》即《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里就使用了“周期”这个说法。当然如果以此就认定他是经济周期理论首创者,也难免有些牵强,毕竟他只是瞟了一下,还根本没有进入到问题的实质。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很刺激的时代,自155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海外扩张,在与荷兰人的斗争中,慢慢发展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国际贸易体系,甚至在海外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使用英语的社会。但那时的英国与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在货币上还是采用金属本位,市场上不是金币就是银币,总之没有纸币。因为那时的人民都觉得跟黄金白银相比,纸币太不可靠了。也正是这种基于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威廉·配第的晚年时期,整个英格兰的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





纸币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最好方法


而同时期的苏格兰(当时苏格兰与英格兰还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的经济也好不到哪去,来自爱丁堡的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写了本《论货币和贸易》(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的书,这位有杀人逃亡记录的花花公子在他的书里,总结出了包括苏格兰、英格兰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经济之所以不景气的原因:经济不景气与货币有关。



他在他的书里写道:



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与人口、军火和外国商品的数量有关。这些东西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



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



如想和他国一样强大富有,就必须拥有与该国数量相等的货币。



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说法:“货币需求”。杀人犯兼花花公子试图向读者说明,由于货币供给量太少,所以货币的利率就太高。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量。他声称,扩大货币供给量能够降低利率,他还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在苏格兰建立一家“土地银行”。该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但发行银行券的价值绝不超过国家所拥有土地的价值。持有银行券的人可以获得利息,并且有权选择在特定时间将银行券兑换成土地。这个新的方案有两方面的优点:



它将减轻国家的负担,即避免为了适应经济增长而购买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



它将使国家更容易管理流通中的货币量,以便适应国家需求的变化。



这个建议非常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然而,却一再地被拒绝。直到7年后,当“太阳王”路易十四在1715年死去的时候,由于他挥霍无度,法国国家债务高达20亿里弗尔,而年财政收入仅有1.45亿里弗尔,当一国的债务差不多达到每年财政收入的14倍时,这种日子意味着什么呢?整个国家处于破产边缘,而当时继位的国王却是个7岁的小孩子。于是,劳的崇拜者菲利普·奥尔良大公有机会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年幼国王的叔叔,他成了摄政王。奥尔良大公不像劳那样懂得银行与高级财政事务,他对此几乎是一窍不通,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同,他开始认真考虑劳的设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716年,也就是大公开始摄政的第二年,筋疲力尽的奥尔良在枫丹白露宫里接见了劳,并向他讨教施政的建议。这位昔日的杀人犯再次重复了他以前说过无数次的话:要繁荣,就需要纸币,而且这种纸币还应该是硬通货,不贬值,不缩水。他提议设立一家银行来管理王室的收入,这家银行所发行的银行券要有贵金属或者土地作为储备来完全支持,换句话说,这是改良的“土地银行”。结果是筋疲力尽的大公欣然同意。于是这年的5月,一家名为劳氏公司(Law & Company)的银行就火速创立了。银行从做担保业务开始,之后大公宣布所有的税收都要用劳氏银行所发行的银行券缴纳,法国由此采用了纸币。



事实证实了劳的方法是有效的。奥尔良大公,这个靠发行纸币而尝到甜头的人,已经认为劳的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典范,他经常性地向他的反对者发问:“难道不是发行货币的做法使国家重新繁荣起来的吗?”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把皇家银行的印钞机灌满了油,他要它们好好地运转。皇家银行的印钞机飞快运转,首先带动的是股票市场。劳所控制的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从初始的每股150里弗尔飙升到10000里弗尔。



这种飞涨的势头滋长了花花公子的傲慢,他的傲慢最后却又成为这次繁荣终结的导火索。1720年年初的一天,孔禔王子亲自拉着两马车的纸币来到皇家银行门前,他愤怒了,而且非常愤怒……因为王子他想购买一些印度公司股票,但是劳却并没有把他这个王子放在眼里,王子认定这都是苏格兰来的杀人犯在跟他过不去。出于报复,于是他拉着满满两车的纸币来到银行门前,他要挑战劳,他要让劳知道他作为王子应受到的尊重。他把那些纸币都换成硬币。但孔禔王子显然意气用事了,他自己更是得不偿失,奥尔良大公听到这件事之后,异常震怒,他命令孔禔把2/3的金属硬币退回了银行,孔禔王子想赢回面子,却输了里子,人们因此而开始讨厌这个人了,当时整个法国社会都在强烈地谴责他那不理智的行为。但,这个事件却在一些精明的投机者的头脑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如果所有的人都要兑换纸币,银行会有那么多的黄金吗?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机敏的家伙开始从股票市场抽身,卷走收益,当许多人离开法国的时候,直接的结果是人们对纸币开始失去了信心,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也在秘密储藏金属硬币。人们要么把硬币藏在床垫下,要么就把它们运到国外,这样一来,法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慢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奥尔良大公显然并不喜欢人们去用他自认为应该由他去用的硬币,为了制止这种势头的发展,他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把纸币兑硬币的兑换价调高了5%。显然他第一步是想恢复信心,但是这对资本外逃毫无效果,于是他又把兑换价调高了5%,但还是不见效果。1720年2月,他干脆禁止使用硬币。很显然,大公采取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人们继续使用纸币,然而,这些举措这时已经回天乏力,毫无效果。经济已经开始紧缩,人们心里充满了恐慌。



约翰·劳的苦难开始了,在印度公司股票崩盘后,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成了法国最遭憎恨的人,当他接到奥尔良大公去世的消息时,他开始自甘堕落了,他不再研究经济学了,他靠着一颗钻石,以赌博来度过余生。1729年,年仅58岁的他终因饥寒交迫而客死于威尼斯。



约翰·劳发行纸币这个观念本身并没有错,从那时起再过200年,纸币就要大获全胜了。那么,劳先生为什么会失败呢?他的错误又是什么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花花公子劳错在纸币发得太多,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是不能发行那么多纸币的,否则只能产生通货膨胀。但在本质上,劳的根本错误是没有认清货币和财富的关系。他错误地认定货币可以带来财富,而没有想到货币其实只是财富的结果。从他的《论货币和贸易》,我们可以看出,劳是一个彻底的货币至上主义者。他以为货币和财富是一回事,创造货币就等于在创造财富,事实却不是这样。重要的不是创造货币,而是创造财富。否则,任何国家只要开动印钞机,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劳对于法国和英国接踵而来的危机,并没有加以反省,是不是因为他固执地认为他在年轻时得出的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呢?抑或他自甘堕落而不愿再接触这个领域,只以赌博来麻醉自己呢?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晚年的劳没有对他的理论和实践做过任何的反思。





货币流通的加速度


虽然劳的朋友,那个年轻的超级银行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ion)于劳死后5年,即1734年也去世了,这位年轻的超级银行家死于一场火灾,但他却为约翰·劳的思想、观点和实践做了一个有益的反思。坎蒂隆家族是爱尔兰的名门,长期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1716~1720年理查德·坎蒂隆随其叔父在巴黎经营银行业,同时经营丝绸和酒业。他真正的发迹却在他朋友约翰·劳的学术体系实施时期。在那个年仅37岁的百万富翁的遗物中,他的后人发现一本手稿,后来将其出版,这就是《商业性质概论》。在书中坎蒂隆最重要的贡献是有关货币供给、货币流通速度与资本市场的理论。坎蒂隆弥补了他朋友观点的不足,坎蒂隆已经了解了如何影响有效的货币供给,他认为这不仅取决于发行多少货币,还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就是货币在不同的人之间周转有多快。



在某种程度上,货币流通的加速度,或者更高的速度,将会产生与增加货币供给(发行)相似的效果。如果人们开始储藏货币,其结果等同于货币供给的下降。货币必须不停地周转,否则,经济就如同水不再流动,将变臭,成为臭味的经济,萧条也就随之产生了。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在经济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是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在亚当·斯密之前对该学科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另一方面,它对以后许多经济学家都产生过影响,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受影响最大。这本书被称为威廉·配第以后到亚当·斯密之前最重要最杰出的经济学著作。就其思想和理论内容而言是重农主义的重要先驱。在亚当·斯密之后,这本书被埋没了。





弗朗索瓦·魁奈的自然秩序和放任原则


坎蒂隆虽然死了,但他的思想却如一切伟大的学者一样,活在了后人的观念世界里,坎蒂隆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思想启发了路易十五(也就是劳的崇拜者奥尔良大公曾辅佐过的那个年轻的国王)的私人医生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灵感。



魁奈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在这张表里,他发展了坎蒂隆的学说,他在这张表里详尽地说明了注入社会中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是如何转变成流量的。然而,货币不会永远流动,因为每一个收到钱的人在花费之前,平均而言都会储蓄一部分。他用这个方法来证明,向社会注入新的流动性,实际产生的影响要大于所注入的名义数额。



魁奈不只是发展和继承了坎蒂隆的学说,他同时还吸取了古罗马哲学的观点,特别是西塞罗的观点。西塞罗是古罗马第一个系统阐述自然法理论的思想家。他认为自然法来自神的理性,而人定法源于自然法。所谓“神的理性”即“宇宙的天性”,“它驱使人们从错误的行为转向正当的行为……它先于法而存在,并与神的理智同时并存。”此“宇宙的天性”即普遍的自然秩序,在“世界天国政府”中存在着的普遍的自然法则。那么人定法是怎样源于自然法的呢?西塞罗认为“人是上帝赋予的各种活的生命当中唯一具有理性和思维的生命”。因为人类与上帝共同具有同一性质的理性,也就共同享有普遍的自然法则。因此西塞罗说“法律最初是从自然产生的。”也就是说,神秘的“宇宙的天性”赋予自然界秩序,也赋予人类社会秩序,这一自然和人类共同服从的秩序即“自然法”或称“自然的法则”,它服从神的理性而发生,同时亦可以被人的理性把握。西塞罗所谓“自然”即“自发”,而服从神的理性所“自发的”也就是“合乎秩序的”,因此“自然的”即“合乎秩序的”,亦即正义的、理性的,故而他将“自然”与“理性”、“正义”等同。



而魁奈正是继承了这种学说,并把它逐步地与他熟悉的经济学知识结合,这样就发展出了他自己的学说——“重农学说”。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倡导一种自然秩序,并以此引申出经济自由主义:“自由放任”原则。重农主义者认为自己利益的最好看护者是个人,而不是政府。于是,他们到处宣讲私有财产应该受到完全的尊重(虽然有人认为“自由放任”的准则,最早可溯源于与柯尔贝尔同时代的法国商人勒让德)。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他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的。



但他在他的学说中,将西塞罗的“自然=理性”这一观点加以巩固和维护。该理论表面上视自发理论是一切事物发展的结果,但实际上却认定世上万物是上帝的造化。而同时他们又以“人是上帝赋予的各种活的生命当中唯一具有理性和思维的生命”来作为假定,并进而推导出人类与上帝具有同一性,如此再进而推论出,人亦有造化万物的必然。



也正是魁奈认识上的这一漏洞,导致了他的观点与他的预期(自由放任原则)相背离。更可悲的是以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像魁奈维护和继承了西塞罗的思想一样,对他的思想进行了坚定的维护和教条化。他们以经济范畴间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为假定前提,而推导出“社会经济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而将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视为一个理性的必然结果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这一思想为今后的建构论的唯理主义奠定了经济哲学的基础。



这种结果的必然是: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原则在他们的继承者的修正中慢慢地被忽视,甚至将其作为魁奈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对立体,予以了剔除。“自由放任”这一原则,也就不能被人们所真正理解和认识了。





亚当·斯密的思想


斯密是个例外。



1723年6月5日,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年轻寡妇,生下了一个遗腹子,单亲妈妈借用了《圣经》里的亚当作为儿子的名字。这个时候,英格兰与苏格兰早在1707年5月合并了,当时大不列颠王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摇篮阶段,经济大繁荣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首先,英国的海军正在快速地征服新的市场,为英国的产品打开了销路。其次,乡村也已经启动了一场“农业革命”,农场正在扩大,产量也在提高。这个过程释放出了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学习机会或者尝试一些新的冒险职业。而英格兰为补偿苏格兰,在政策上也一度向苏格兰倾斜。合并后的苏格兰也因此在1730年到1800年之间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代。



1750年,亚当·斯密完成在牛津大学的学业后回到了家乡,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1752年,又担任道德哲学教授。这些年里,克莱德河沿岸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促进了当地新兴产业的发展。亚当·斯密怀着很大的兴趣跟踪商业的发展动态,而且对在大学里的工作也感到非常愉快。



1759年,他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为他博得了好名声。苏格兰的大望族巴克卢公爵就是他的热心读者,巴克卢公爵在读完《道德情操论》后就决定延请斯密做私人家庭教师,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公爵不仅同意向他提供高于大学两倍的薪水,而且还提供一项特别的礼遇,只要斯密愿意,可以陪着他一起去欧洲进行为期两年半的游学,游学所需开销,亦由公爵承担。斯密自然同意。于是1764年的一天,斯密拜别了母亲,陪着公爵到了法国。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斯密结识了魁奈,魁奈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对斯密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如同坎蒂隆对魁奈一样,是那么的深刻那么的强烈。两年后,他与公爵回到了苏格兰,并开始着手写一本书,这本书以后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部著作里,斯密全面地向读者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



至于政府的作用,斯密建议应该最小化:“我从来不知道那些人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政府干预会带来什么好处”。他认为“公共部门不应该干预市场,而应该致力于保护市民、建立司法公正以及承担一些特定的工作,像发展教育、运输系统和监管票据信用等”。



斯密著作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他的局部分析,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原理:“自由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他在书中得出结论:“如果让每个人成为自己利益的守护者,而且依靠自私的力量,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最理想的:他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我们与生俱来的追求优裕生活的愿望,至死也不会改变”。



在斯密核心思想深处,我们处处可见魁奈的影子,虽然在哲学立场上他们是矛盾的——就如同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我们随处可见到黑格尔的影子一样。斯密的这本书无疑是一部杰出的经典,这也为他博得了更响亮的名声,他的一位崇拜者,叫谢尔本,于1782年当选为大不列颠的首相。谢尔本首相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喜欢咨询一下斯密的意见,就如同当年奥尔良大公对约翰·劳的尊敬一样,这样的做派无疑将斯密的影响力又进一步地扩大了。





亨利·桑顿——中央银行之父


在斯密的粉丝中有个叫亨利·桑顿的银行家,22岁的时候就被选为下院议员。这个年轻而有作为的银行家已经注意到,无论哪个时期,在过了几年相对繁荣的好日子之后,紧接着的总会是一场近乎恐惧的萧条。他对他所处的那个世纪的历史做了一个有益的回顾,令他惊讶的是,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英格兰却经历了多达19次的经济危机,他把危机发生的具体年份列了一个明细:



1702年、1705年、1711~1712年、1715~1716年、1718~1721年、1726~1727年、1729年、1734年、1739~1741年、1744~1745年、1747年、1752~1755年、1762年、1765~1769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1788~1791年和1793~1794年。



但这位年轻的银行家同时又发现在这19次经济危机中,每一次危机后,经济都能够做到自我复苏,而且多数时候经济在复苏后会上升到更高水平的稳定状态。只是,每次复苏都只有几年时间,随后又会发生新的危机,并再次摧毁经济。而后又自我复苏,如此循环。1902年桑顿把他的思考汇集为《大不列颠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一书。



这本书至今仍被认为是经济学历史上一部伟大的经典著作,作为当时仅有的几本著作之一,它比同时代其他著作的水平要高得多,然而,像大多数伟大的论著一样,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亨利·桑顿在这本书里从未强调过他的观点是多么新颖和具有原创性。但实际上,这部著作在大量复述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却又处处可见到新颖原创的观点。事实上直到如今,书中所解释的许多原理依然被看成是信用(或者货币)理论的精髓,也正是这本书奠定了桑顿作为“中央银行之父”的美誉。而这个名号却正是亨利·桑顿的偶像亚当·斯密的那个花花公子同乡约翰·劳所孜孜追求的。



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劳就在他的那本《论货币和贸易》的书里,首次阐述了“货币需求”的概念,在百年以后,亨利·桑顿接过了这根棒子,他把所有不同的信用手段看成一个整体。今天,经济学家通常会谈到的“货币供给”,即被定义为一些货币手段的加总。例如,“M2”,其构成包括“纸币与硬币,个人与企业的支票账户,以及较短时间的定期储蓄存款等其他账户”,但是在桑顿之前,习惯的做法是对各种流动性的来源进行单独分析。因此,桑顿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用来考察货币总量(流动性)、货币流通速度(由坎蒂隆所提出)与利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是他的一些观察结果:



高利率可以防止资本外逃,或者甚至吸引国外的流动性。



高利率可以吸引民众将部分现金存放到银行账户上。通过维持高利率,中央银行就可以降低流通速度,吸收货币,从而给经济活动降温。与此相反,低利率将会增加货币供给并且刺激经济活动。



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影响现在的利率水平。如果人们担心将来发生通货膨胀,现在的利率水平就会相应地提高。



非计划的信用收缩可能导致经济萧条。相反,信用的大幅扩张(通过增加借贷)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因此,如果经济已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货币供给的增加将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那么,增加货币供给只会促进经济增长。



桑顿长期研究发现,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比如说把利率降低到商业团体的预期盈利水平之下,就会导致借贷数额大幅上升,结果商业活动的水平也大幅提高。但是,他还进一步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考察:在特定的经济活动增长水平下,社会有能力吸收更多的货币。每一次货币供给的增加,在后来似乎都被证明是合理的——只要随后的经济活动能够随之增长,直至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里,因为这种情况会导致中央银行在对危险毫无察觉之时过多地增加货币供给,而当它察觉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换句话说,信用体系是不稳定的,增加信用似乎(欺骗性地)证明了信用增加的合理性,相反,减少信用似乎也证明了信用减少的合理性。



对这种现象,桑顿当时是迷茫的,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作为事后诸葛,今天我们可以用人类的活动只是对运动着的事物的被动反应,与信息获得的滞后性来加以解释,但当时桑顿只能够是困惑的。而这点本身就具有自然法则性,这也就决定了,不仅是那个时候的利率工具经常会失效,就是现在甚至于今后,这个工具还将保持这种特性,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政府为什么会失灵。当然,这种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它也向人们表明了,经济运行具有自我脱轨的能力,正像经济具有自我复轨的能力一样。但这种正向反馈和负向反馈的结果充其量与潮起潮落是一个道理。如果要说桑顿的著作已经包含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周期理论,或值得商榷,但他在他的著作《大不列颠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里阐述的经济循环现象及对这种现象的论述,无疑已经让他接近那块高地了。



在桑顿的《大不列颠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一书出版7年后的1809年,桑顿的一个客户兼议院的议员同事,37岁的伦敦股票经纪人大卫·李嘉图,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黄金的价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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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李嘉图理论的实验


大卫·李嘉图于1772年4月18日出生在伦敦城。李嘉图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个富裕的证券经纪人,但是,小李嘉图却并没有因此而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然而,李嘉图却爱上了一个跟自己家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姑娘。那个金钱至高无上主义者——老李嘉图——却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年轻气盛的小李嘉图于是跟老父亲彻底闹翻了,在他21岁那年,他被他那固执而逐钱如命的父亲踢出了家门。



李嘉图只好独立经营。他已经在证券交易界摸爬滚打了七年,所以,已经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这些朋友的帮忙下,他的事业很快就上了正轨。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已经发财致富。据说,在他去世时,他的资产大约价值70万镑,另外他还有一项每年高达2.8万镑的收入。他人生中最得意之作是在滑铁卢战役前4天,成功地买进了大量政府债券,结果英军打败拿破仑,他大赚了一笔。



至此,仅仅发财致富已经不能让李嘉图看到人生的意义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在知识领域搞点什么。1799年,李嘉图偶尔翻阅了《国富论》,他“非常喜欢它,以致要取得研究的体验”。这是李嘉图对经济学产生研究兴趣的开始。不过,与其说是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选择了他。因为,两年前,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英镑正在经历剧烈波动,年轻的金融家李嘉图不能不思考货币问题。因此,很容易理解,李嘉图最初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货币问题上,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黄金的价格》,这是他在学术舞台上初次登场。



李嘉图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的结论是,通货贬值的原因在于纸币的超额发行,以及农业收成不好与战争开销造成的进口数量不足。他建议英国应该立即恢复1797年废除的金本位制。为了澄清问题的根源,1810年英国设立了“金块委员会”,桑顿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他同意了李嘉图的结论。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却差一点导致了桑顿自己破产:在调查报告发表之后发生了一场金融恐慌,桑顿不得已向他的一位朋友透露道:桑顿·福瑞银行的存款头寸快要耗尽了。幸运的是,他有许多忠诚的朋友,这些朋友立即到他的银行存了足够多的钱,于是银行得救了。曾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李嘉图则坚持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是有利的。



1816年,辩论又重新开始,李嘉图发表了《有关经济与稳定通货的建议》,他在该文中再次建议英格兰恢复金本位制,但是,这个金本位制并不要求使用金币,而是要求英格兰银行能按照需求进行纸币与黄金的兑换,就像劳氏公司开始时所做的那样。他认为这样的货币体系具有自我稳定性,理由如下:



如果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过多,它将不得不进口黄金储备来予以支持……这一过程本身能够自动减少货币供给,并且缩减英格兰银行发行新货币的潜能。



桑顿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任何货币体系都不能实现自我稳定,因此,英格兰银行应该而且能够积极地管理货币供给。而且他相信货币供给的波动不仅会影响价格,还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水平。1820年,英格兰银行推出了一项与李嘉图的建议非常相似的计划进行试验。但这场实验的结果是产品价格的急剧下滑及以此带来的一场灾难性的衰退,于是计划很快就被废除了。虽然李嘉图相当自负,他说,他的观点和大权威斯密及马尔萨斯不同,在英国能读懂他的书的人不会超过25个。但不管人们是否读懂,反正他已经大大地有名了,他一举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那场争论的赢家却是桑顿,而不是李嘉图。巧合的是,这一年恰好是劳的计划失败的100周年祭,但现实却在告诉人们,经济依然非常不稳定,而李嘉图的金本位制实验也证实了纸币并不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唯一原因。





穆勒父子


真理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虽然结果证实了李嘉图理论值得商榷,可无论如何李嘉图到底是出名了,而他的出名却有赖于他的导师,后来反倒成为他的信徒的詹姆斯·穆勒。在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之后,他经常阅读的正是由詹姆斯主编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爱丁堡评论报》。1808年詹姆斯出版了阐述自由贸易主张的《商业保护论》,李嘉图大为赞许。此时,詹姆斯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李嘉图对穆勒深为敬佩,特别对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规的教育很是羡慕”,李嘉图主动与之结识并成为知交。此后,李嘉图与詹姆斯经常就当时的热点问题座谈和通信讨论,李嘉图的知识素养和研究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



在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的故事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的学生在无私的老师的鼓励、督促和指导下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过程。詹姆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建立在他们对经济自由的共同信仰上,建立在他们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上,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学术友谊对学术进步的促进。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当李嘉图和詹姆斯之间的角色关系发生变化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学术崇拜对学术发展的桎梏。《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发表,使李嘉图成为一流经济学家,并成为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体的宗师。这时,詹姆斯与李嘉图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由以李嘉图为学生和詹姆斯为教师的师生关系发展为以李嘉图为导师和以詹姆斯等人为信徒的门徒关系。詹姆斯就自称他和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的两个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地道的信徒。



对李嘉图的学术崇拜阻碍了詹姆斯对科学的探讨和对真理的追求。李嘉图体系存在两个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的矛盾;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19世纪20年代,李嘉图体系遭到了马尔萨斯和贝利的猛烈攻击。在李嘉图去世后,作为李嘉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和继承者,怀着对李嘉图及其学说的深厚感情,詹姆斯担当起为李嘉图学说辩护的责任。但是,基于信仰而不是科学的辩护注定是缺乏力量的,放弃了科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失败。



为了传播李嘉图的思想,1821年,詹姆斯联合他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穆勒对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23岁及24岁时所写的内容,这些东西直到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题目是《政治经济学若干未决问题》,其中有一篇论文分析了萨伊定律。穆勒声称,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萨伊定律中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可行的,但是当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时,结论就不是必然成立的,因为人们可以把销售收入储存起来,所以供给并不总是创造等量的需求。普遍信心的改变能够引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学的论文。1826年,他写了一篇题为《纸币与商业困境》的论文,在文中介绍了“竞争性投资”的概念。他的看法涉及由于技术发明可能造成市场突然扩大的问题。对于扩大的市场“馅饼”,商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正常情况下能够得到的份额:



每一个期盼自己走在全部竞争对手之前的商人,会向市场提供他认为市场起飞时自己所能获得的最大份额;这没有反映出其他对手的供给,而其他人的行为也像他这样,并且他们都没有预估到价格的下跌,而一旦增加的供给进入市场,就一定会发生价格下跌。这样一来,短缺很快就演变成了过剩。



在这种情况下,对某种物品的需求暂时过多可能很快就会演变成相反的一面:供给暂时过剩。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介绍了“职业交易商”和“投机者”之间的差别,前者的行为是建立在长期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后者的行为基础则是对短期价格走向的分析:



那些试图观察未来供给与需求信号的少数人,一旦预估到价格会大幅上涨,就会大量买进。这种购买行为会立刻造成价格的明显上涨,结果反过来诱惑许多只是关注市场即时变化的人也去购买,这些购买者期望价格仍然会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这就意味着一个恶性循环,它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繁荣会走向完全脱轨,就像密西西比计划与南海公司的泡沫那样。就在穆勒的书出版10多年之后,类似的灾难再一次降临了。而这也更激发了他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1848年对于穆勒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因为汇聚了他多年心血的书《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终于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他把货币流通速度这一坎蒂隆的老概念与一般增长及投机联系起来,这在国际上成为经典。





技术革新创造经济的繁荣


1848年,除了约翰·穆勒外,对于另一位杰出的人士来说,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年的。一个叫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来自德国的年轻的犹太人,他显然继承了李嘉图金本位思想。这个年轻人从小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



一年前的危机对他的影响的直接产物就是正式发表于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但这还仅仅是他思考的开端,就在他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再一次出现了过热。19世纪50年代发生了对铁路股票的新一轮投机热潮,还有对英格兰的小麦、美国的土地和欧洲大陆的重工业的投机。1857年,距离上一次危机整整10年的时候,俄亥俄人寿保险信托公司的纽约分公司暂停营业。很快,出现了连锁反应,而铁路股票价格则像自由落体一样大幅下跌。这次危机激发了卡尔·马克思的无限热情。它再一次发生了!他决定把自己的理论公开发表出来!就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出了一篇文章即《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但他还是觉得不能够说明问题,于是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学者再次走进了伦敦大英图书馆,十年如一日,直到1867年9月他的《资本论》终于出版了。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各个方面最重要的原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揭示以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商品货币为载体、以市场为运行机制、以交易为特征的商品所有权转化、以谁投资谁受益为特征的资本财产权为制度安排依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经济学著作。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不公平在于对劳动的剥削,劳动者得到的报酬要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其剩余价值被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获得,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与生产产品的社会化矛盾必然会导致周期性地经济危机发生。他力图揭示资本积累的过程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商品的流通和对利润的追求会导致社会中经济与道德的冲突和分裂,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会分道扬镳。



如果马克思的整个论述停止在这里,我认为他的著作将比他的完整本还将更为伟大,但可是马克思走到这里时,却来了个猛回头,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价值的分配方式,使经济学的发展符合法律和道德观念。



由于马克思过于强调剩余价值和因此而产生的社会中的阶级对立,从而使得《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问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理论界都只是把它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学说,或主张社会变革的哲学著作。人们在关心他的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时却忽视了马克思在这本书里对经济周期的认识: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他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同时被忽视的还有马克思有关技术对经济繁荣的作用,马克思说:“技术革新会经常创造经济的繁荣。”





奥弗斯通勋爵的繁荣——萧条周期


而同年,还有一位绅士亦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就是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的第二十四章《论可兑换纸币的调节》里与诺曼先生和托伦斯上校一起提到的那位奥弗斯通勋爵,奥弗斯通勋爵是当时英格兰最成功的一位银行家,他的思维非常清晰,他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有着自身内在动力的重复发生的现象。有一天,他和《经济学人》杂志的主编沃尔特·巴奇霍特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巴奇霍特引用奥弗斯通的话来描述繁荣萧条周期的不同阶段:



静止,增长,信心,兴旺,激奋,发展过快,震荡,压力,停滞,再次进入静止而告终。



如果说桑顿根据他发现的经济存在循环现象而差一点创造了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那么可以公平地说,奥弗斯通勋爵则差一点给出了经济周期的现代意义上的定义。他是个实干家,也正因为他是个实干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他家的生意,他跟桑顿一样,一直在关心英格兰银行遏止严重的银行危机与恐慌的能力。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他密切跟踪市场动态并尽力预报存在的危险。1845年的秋天,他开始觉得局面正在变化,于是坐下来给他的好朋友G.W.诺曼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勋爵告诉他的朋友他并不认为危机即将发生,但是,有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则是确切无疑的。他说:“危机还没有到来……我必须告诉你的是已经有这种和那种的迹象了,虽然这种迹象还很轻微,可它却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的脚底下。”勋爵是对的,两年后也就是1847年,危机又一次发生了。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而这一切也引起了法国人朱格拉的兴趣,和魁奈一样,克莱蒙特·朱格拉(Clement Juglar)也是一位医生。在朱格拉医生29岁的时候,便开始研究社会问题。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他也调查了有关法国经济繁荣波动的情况,后来,他便醉心于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最早他只是研究一些与他专业相关的东西,比如人口、结婚、出生、死亡,但正是这些东西却让他窥到经济事物存在着有规则的波动现象。他把他的观察寄到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上予以发表。



1862年对于朱格拉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已经43岁的朱格拉将其10年来发表对经济波动进程的研究成果予以汇总整理,这就是他的那本《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本著作,但它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无疑早期的研究者都发现了经济内在存在不稳定性的多个踪迹,同时也发现了影响经济稳定的多种内在因素。他们思索过货币因素,如货币供给、利率和流通速度,还有实际因素,包括随机扰动、投资、储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量等,马克思甚至发现了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力。而像坎蒂隆、李嘉图、桑顿、奥弗斯通等讲求实用性的商人,他们还总结出某些超现实的因素,像公众信心、愚蠢(后人把这个词汇中性化文明化了——“非理性”和“恐慌”等)。但是,很显然,这些巨匠中间并没有一个人苦心思索一套连贯的、统一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这是为什么呢?我更愿意相信的理由是这些人,他们事实上已经发现这种现象,但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认识还不足以说服读者,而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自己所提的词汇还不够以说明这种现象。当我们在读他们写的书或者文章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他们中许多人都提到“危机”这个说法,桑顿甚至发现经济活动具有重复性和循环性。



这些发现经济周期的先驱们都曾经认为,经济的繁荣与危机是由一些特定现象引起的,例如外部冲击或失误。有的人,如穆勒,还发现存在导致经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事件。其中奥弗斯通勋爵甚至将那种变化的轨迹都描述出来了。但可惜他们却到底还是差了那么一步,幸好,朱格拉医生在他那本叫《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的书里,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做了一个系统而有益的补正。他认为,存在着危机或恐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这三个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周期现象。他又指出,危机好像疫病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内,这种周期波动是可以被预见或采取某种措施缓和的,但却无法抑制。他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歉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它还与人民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紧密的联系。但周期波动又是独立于它们之外的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



朱格拉医生的新作完全不同于以往有关经济危机的文献。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率先认识到,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一些简单的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经济组织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重复发作的体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进而对这种周期性运动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分类。他提出了“扩展”、“促发”和“清算”的不同阶段,为了区分这些阶段,他收集了时间跨度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加以分析。通过研究这些长时段的数据,他确信自己能够判断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10年。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造成危机的是“失误”,例如不负责任地滥发纸币、存在垄断、滥用海关特权、存在贸易壁垒以及农业收成不好等等。但朱格拉的观点与这种主流看法迥然不同。朱格拉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如果经济运行中没有发生萧条反倒说明我们的经济运行情况在某些方面出错了,而萧条的到来则说明经济处于正常的运行轨道。朱格拉认为危机的发生就是由于繁荣。朱格拉说明了他对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理解,他写道: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朱格拉以后对他的著作进行了两次修订完善,并且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但他后来的成就再也没有超过其第一本著作,他也从未把经济周期与自然秩序和信息不完备联系起来解释经济周期问题,但不管怎样,就一个人的贡献而言,他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虽然学者们曾经多次描述过某些重要的事实与概念,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事实与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在科学上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只有当某位学者充分认识到这类事实的全部意义时,我们才能说它们被真正地“发现”了。在朱格拉医生的著作出版之前,许多人都描述过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周期的概念。而在朱格拉医生之后,经济学家可能很少会说他们在研究经济“危机”了,他们正研究的是“经济周期”。



这正如熊彼特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正是他发现了新大陆,而在此之前,有些人已经发现了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





法国商人的美好愿望


在我看来,这种市场失灵论是有其理论渊源的,他们都是中了那个经营棉纺织业并在新技术上进行投资的法国商人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毒,是对他的“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或“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论断的提升,或许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们所认为的市场灵验论罢。这也就是所谓的萨伊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一种自19世纪初流行至今的经济思想。萨伊定律主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不过萨伊并非最早提出定律内容的人,真正提出相关概念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虽然当今经济学教科书已将其内容删去。



萨伊自己是一位商人,他曾经和其他许多商人谈到过这样一种现象:在商业活动中,最容易的就是生产产品,而比较困难的则是销售产品。因此,他很显然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总能卖出所有东西的社会呢?为什么不让人们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所有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呢?如果不能卖出我们所制造的所有东西,社会就不能公平地分给人们更多的钱或者其他财物吗?这确实是非常好的问题!



遗憾的是,萨伊的答案并没有提供一个新奇的解决之道。面对这个问题,他接受了英国人詹姆斯·穆勒和他的朋友大卫·李嘉图的观点。“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对萨伊市场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不过,如果因此误以为所有商品生产以后,一定能够销售出去却是误会了该定律的意义。詹姆斯·穆勒本人是这样说的:“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詹姆斯·穆勒说明了生产者是为求达到消费目的,形成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才进行生产性的劳动,至于为何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因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生产者的生产引起了对其他生产者的商品需求,整个经济体系也就达到循环,某一数量商品的供给也就带动了对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于是,古典学派经济学者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生产过剩不可能在流通过程发生。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如是说:“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结合这些观点,法国商人首先简单地假定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某种产品一生产出来,即从那个时刻起,就为其他产品提供了市场,这个市场是以该产品的自身价值为最大限度的。当生产商完成其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时,他最焦虑的就是要把产品立刻卖掉,唯恐产品的价值在他手上会有所减少。当他销售产品获得货币时,又同样焦急地要把货币花出去,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是容易改变的。而花费货币的唯一方法就是购买别的产品或者其他东西。因此,生产某种产品只不过是立即为其他产品打开了市场出口。虽然这些话听起来颇合逻辑,但关于他的商业伙伴们感觉产品销售如此难的问题,他还是不能解释。然而,萨伊还是决定回答这个问题:



当太多的生产手段被用来生产某一种产品时,其他产品的生产却是不足的,此时就会发生供给过剩的问题。



这是他给他的商业伙伴们的答案。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太多的生产手段会被用来生产某一种产品,他这一路理论中有两点我们得承认是对的,第一点是詹姆斯·穆勒的“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另一点是市场交易的实质还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换,货币在交易中不过是霎时间的媒介,但这也正是他理论的另一个致命点,因为他忽视了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剑固然是人造出来的,但人造出来的剑,却也能够伤害造它的人。而这个法国商人却不能够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



这个法国商人把他这一定律整理成《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于1803年予以出版,而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也就是1802年、一个名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孩子出生了,他是英国著名庸俗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詹姆斯·穆勒的长子。这个父亲那时候正在着手写一本叫《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的书,但这位对子女寄予厚望的父亲,就是在整个写作时期,也坚持每天抽出相当时间来教育他的孩子,对其长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心之多尤甚,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超常的智力,这让他的父亲认为他这时已经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了。就在这个小男孩刚满3岁的时候,詹姆斯便开始教他学习希腊语和算术。他在8岁的时候学习拉丁语,随后不久开始学习几何、代数、化学和物理。他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逻辑学,一?之后,他被引领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他的父亲认为这是最难的学科,詹姆斯给他讲授经济学的一种方式就是带着他散步。詹姆斯在路上给自己的儿子讲授了经济学各个方面的问题,当然作为李嘉图的崇拜者,内容涉及的更多是他的朋友曾经描述过的那些东西。而第二天上午,约翰·斯图尔特必须交出一份完整的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是他父亲前一天所讲过的东西。这些报告后来成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草稿,该书在1819年出版。这本书是经过非常努力思考得出的出色成果,其作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这些内容时年仅13岁。



就在该书出版之后,詹姆斯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儿子已经做好了进入社会的准备。这个17岁的男孩加入了东印度公司,这让他有了极好的机会去洞察私营商业与公共事务,而且,他在空余时间可以写作与学习。20岁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7篇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与法学的重要论文,并且编著了一本有关哲学的书籍。到了这个早熟的天才23、24岁时,他写了本叫《政治经济学若干未决问题》的书,只是这本书直到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在这本书里,其中有一篇论文就专门分析了萨伊定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声称,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萨伊概念中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可行的,但是当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时,结论就不是必然成立的,因为人们可以把销售收入储存起来,所以供给并不总是创造等量的需求。普遍信心的改变能够引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是啊,法国商人对货币这个媒介在交易中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估计不足,同时他更忽视了的是交易中的另一个媒介,这个媒介从本质上说比货币更重要,那就是信息,他忽视了一切的交易都是建立在信息的获得上的,他忽略了信息在交易活动中的作用,忽略了人的情感因素在交易中的因素,以及由它派生出来的预期与现实的偏差,而这一切却正好决定了交易所必须的信息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正如法国商人所假定的,所有的交易事实上就是以商品换商品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货币这种媒介,但我们却无法抛开信息这个媒介,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说信息比货币更重要的原因。



这位法国商人给出的定义,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定律还不如说是他作为产业资本家,而抱的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知道在商业活动中,最容易的就是生产产品,而比较困难的则是销售产品。如果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作为产品的生产者该有多好啊。





持续繁荣论是人类宗教情节的真实反应


人对于所生活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只能局部地理解和控制,但人因为生存压力,又决定了其思维必须倾向于至上和无限,而这两者是极端矛盾甚至对立的,如何来将矛盾的对立的二者予以协调呢?这个时候人就意识到需要创造宗教了,以此试图通过宗教去理解超越人们思想范围的那个终极世界。



但所谓的终极世界的图像,实际上也仅仅只是人类对理解范围内的现实认识的梳理,再导入一些主观的意愿,组合出的一个新的秩序,并通过特殊的行为形式,试图来达到与这类秩序求得和谐。由此可见,宗教是人性中一种固有的不可剥离的情节,是人类无法超越现实而又不甘于现实的意识产物,以期通过祈祷来寻求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摆脱真实世界的痛苦,最早的宗教把这种努力看作是一种社会事业,人们通过群体的仪式来达成,由此亦可见,宗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它本身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所谓的宗教情节,事实上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把头埋进沙堆就认为世界太平的鸵鸟心理。



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能够提升人类的道德(我们暂不谈道德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即人类行为的自发产物),而这种道德的建立是基于人对自己“人”的自然属性的克服,因为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社会经验可以归结为无限的“自我”人格。宗教的创始人为此一再地告诫人们,只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进行痛苦的精神斗争,才有可能克服自我中心。为此,他们自己首先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佛教的庙堂里都供奉着佛祖的画像和雕塑,佛祖是胖胖的油光满面的一个长者,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一个长期斋戒极度禁欲的人会是这样的体格吗?真实的佛祖应该是骨瘦如柴的才对。而如今佛祖的这种形象,只能够说明他的追随者和继任者比较于他来说是种完全的堕落,因为最有可能的事实是,这些人因为自己的堕落和享受已经发福,而如果严格地遵从历史的真相,把佛祖的形象还原,岂不暴露出他们的龌龊。但也正是从佛祖的形象被其信徒恶意篡改,我们就可见道德感召在“人的自我”面前是多么的无力和软弱。所以一切认定宗教会促进精神进步,并期望精神进步来达到社会进步的想法,只能够是一种近乎于痴心的妄想。



宗教产生的两个要素之一是对真实世界的无解,另一个是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而无论从萨伊的均衡定律还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还是当下的市场永续繁荣论的支持者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窥见这两种要素的存在,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它已经成为宗教,因为他们还缺乏必要的特殊的行为形式这一工具。但如果说这些理论是以期通过祈祷来摆脱真实世界痛苦的宗教般的反应,应该是成立的。





打破市场永久繁荣的迷梦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期待着或者说妄想着持续繁荣的可怜虫们正有意无意地反证实了经济活动摆脱不了周期规律的约束,这就像我们人类永远也不要奢望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摆脱病、老、死一样。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就是自然规律,容不得我们改变。我们必须得打破市场可以永久繁荣的迷梦。这种梦会害人不浅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用在危机管理上也应该是恰当的,如果我们视面临的危机是敌人的话。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我们的确需要乐观主义情绪来克服我们的恐惧,但如果一味的乐观又容易走到一个极端,最后它会让我们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也就是在战术层面上,迷失方向、迷失自我,而不能够有效地评估我们自己和客观环境。既不能够做到认清自己,又不能够认清环境,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得出错误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



我曾看了一篇文章,它是台湾一个叫李敖的作家写的,文章这样写道:1949年,一群国民党人在反省为什么被共产党打败了。有一种声音说:“因为我们专制的不够、独裁的不够,所以被共产党打败了”。另外一种人反省:“我们自由的不够、民主的不够,所以被共产党打败了”。持后面这种看法的人就是雷震、殷海光这种人,他们后来办了一个杂志,叫做《自由中国》,由胡适做发行人。这个杂志前后办了10年,最后蒋介石下命令,这个杂志寿终正寝。在这个杂志还在办的过程里面,有一次他们提出来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说国民党口口声声要反攻大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梦。当时国民党动员所有的力量来骂他们,攻击他们,说《自由中国》杂志是妖言惑众。雷震心里很不服气,跑去找他们的发行人胡适说:“胡先生,我们评估反攻大陆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说了真话,为什么大家反对我们?”胡适老先生多么圆滑,他说:“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虽然你们说了真话,可是你们打破了千万人的一个梦,共同的一个梦,那个梦是要回到大陆。你们把真话说出来以后,你把别人的梦摧毁了,所以大家恨你们。”而我也正是这样一个在打碎别人梦的人呀,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观点并不待见于人的。但我还是打破了,我只是认为应该这样做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去怪其他的那些经济学者们,他们明知道事实已经是这样了,但他们却必须要去做。他们的良知良能和职责也要求他们一定要出来表个态度,并且还一定要让大家觉得有希望。只是该死的是我却喜欢把别人的梦打碎,让大家很难过,不待见也是正常的。



面对危机,作为中国人,我很担忧,在中国,人们对经济危机这个事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原因大抵有二,一是自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发生过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人民对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破坏力没有直观深切的感受;二是长期的主流意识教育所孵化出的盲目。甚至还有人认为“经济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一样,那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而这些或许会导致我们不能深刻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低估了它对我们的影响。而伴随这种低估而来的是政策和行为上的盲目乐观,盲目乐观了自然会冒进,也容易滋生“左倾”机会主义。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所在。





卢卡斯与前妻的对赌


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卢卡斯,他的经济理论是以人都可理性作为前提,进而推论出人们也必然能够做出正确的预期。正如同实践者讽刺的那样,这种理论只能够存在于学术圈而不是现实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这位认为人总能够做出理性预期的大师却总能得出并不正确的预期,他跟前妻的对赌就是例子。



卢卡斯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在他感觉到婚姻并不幸福的时候,他就应该认识到他自己理论的谬误了,因为缔结错误的婚姻,就如同一笔错误的投资一样,都说明了个人的决策失误,而失误的根源呢?那就是人们并不可能得出所谓的理性而正确的预期。但他一边在继续他的理性预期的研究,一边却通过实践正证实着他自己的谬误。他与丽塔·科恩的感情终于走到了尽头,而不得不选择离婚,1989年在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科恩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离婚条件,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0月31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就要得到其中一半的奖金;如果在此后卢卡斯获奖,她则得不到一分钱。



卢卡斯对自己获奖的可能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动用了他所有的预期模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在1995年10月31日前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同意了妻子的要求,顺利办完了离婚协议。一年过去了,他的预期是对的;又一年过去了,他的预期还是对的,就这样过了5年多,“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1995年10月21日,卢卡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婚协议上的期限只差了20天。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协议将100万美元的奖金分给前妻一半。为此,卢卡斯后悔不迭,认为前妻才是理性预期的大师,自己甘拜下风。但他前妻又真的是理性预期的大师吗?如果是的话,她怎么会选择他,选择了这段不幸的婚姻呢?我至今还没有结婚,所以我是没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的,但我的老师,一位哲学家却明白地告诉我,他跟我师母的婚姻,事实上都仅仅只是对赌的结果,是一场饱含“爱”这一盲目主观要素的,或者说是以爱作为赌注、以不幸福作为可能结果进行的一场非理性的对赌。现在看来虽然它不是什么理性的预期,但却正确了,但我们的理性预期大师却用实践证明了他失败了。



的确也正如同我的一位同学对我老师的反驳:单纯地从婚姻角度来解读的话,或许是他们缺乏处理同类问题的经验,因此嗅觉不够灵敏,而不能够预见这种危机也应该是原因吧。



19世纪末,有人从欧洲带了几只家兔到澳大利亚放养,不料因当地牧草丰富,也没有什么高等食肉动物,以致兔子急剧繁殖,不到百年,当地野兔已多达六七十亿只。兔子与羊争牧草,并打洞破坏草原。澳大利亚政府为灭兔想尽了办法,最后使用一种病毒才控制了兔子的数量。从欧洲带去的不仅有兔子还有两只狐狸,这两只狐狸去到澳大利亚后,许多本土的哺乳动物都成了狐狸的盘中餐,这是因为当地的那些哺乳动物是在没有狐狸的环境下演化而来,所以不具备抵御狐狸的能力。的确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会认为这实在是愚蠢至极,无心地带了几只动物去,却不想在一个世纪后,却要花费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来弥补损失。的确如同我的这位学兄所言的:对于未来危机的应对,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他说的很对,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过一些人类社会由于缺乏经验,所以无法预见即将到来的问题。美洲的印第安人无法预见葡萄牙的那位破落的骑士麦哲伦(Magellan Ferdinand)的到来,他们更不会预见到欧洲人对他们家园的狂热,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葡萄牙人感兴趣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但这些从没有过跟其他文明打交道经验的土著,很快就成为狐狸到来后,澳大利亚的土著物种了。





温水里的青蛙和中国国王


将青蛙放到煮沸的开水里,青蛙受到强烈的热烫,总会奋力一跃,跳出险境而存活下来;但是,如果把青蛙放在冷水里,慢慢加热水温,青蛙却不知不觉,直到被煮死都不会跳一下!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我们或许已经深陷问题和麻烦之中,但我们却并没有察觉到问题的存在,中国春秋时期,有一个国家叫蔡国,当时这的国君蔡桓公在皇宫里遇见了医生扁鹊,扁鹊在当时颇具国际知名度,被认为是医学界的泰斗人物,他们站在一起寒暄了几句后,这位医术高超的医生对君主说:“陛下,您的皮肤表面已经有病,如果不加以诊治的话,恐怕会深入到体内。”蔡桓公听了很不高兴,愤怒地说:“我对自己的身体难道没有你清楚吗?我没有病。你可以走了。”扁鹊诚惶诚恐地出去了,蔡桓公对左右的人说:“哎,你们看看,这些个医生呀,就喜欢治没有病的人,以此来邀功。”内臣们也附和道:“吾王万岁,这些小伎俩怎能够逃过大王您的法眼呢。”这位君主为自己识破他人的阴谋而高兴不已。如此又过了10天,扁鹊医生又跑来了,并且对蔡桓公说:“陛下您的病已经到肌肤里去了,如果不治恐怕会更深入体内。”这位“睿智”的君主开始厌恶医生了。扁鹊没有办法只得又诚惶诚恐地走了,过了10天,医生又来拜见这位君主了:“陛下您的病在肠胃里了,如果不治恐怕会更深入。”君主更加讨厌这位医生了,又过了10天,扁鹊远远看见了君主,立马掉头就跑。君主觉得很奇怪,就特地派人去问他回避的原因,扁鹊医生说:“病在皮肤表面的时候,汤剂和熨敷就可以治疗它;在肌肤里的时候,用银针和石针就可以治疗它;在肠胃的时候,用汤药就可以治疗它;在骨髓的时候,那是掌管命的神所管辖的地方,就无可奈何了。现在陛下的病在骨髓了,我所以就不再请求拜见了。”过了5天,君主突然感觉身体疼痛,于是派人去找扁鹊,但医生却早已逃往别的国家去了,没有多久蔡桓公也就死了。



我们很多人在读这则故事的时候,总会对蔡桓公抱有轻蔑之情,认为他愚不可及死有余辜,我们也知道圣人应该是在问题早期就解决问题的。但这位君主他只是君主,他并不是圣人,他也并没有讳疾忌医,当他感觉到身体不适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医生,之所以酿成了这样的惨祸,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位自认为睿智的君主他根本没有察觉到问题的存在。就像在温水里的青蛙感觉不到水温的上升一样。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种悄悄变化的常态,相对应的名词叫做“景观失忆”,由于景观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变化,若干年后人们已经不记得当初的样子。我去过印度尼西亚,在那个热带国家,那里的人民为了他们的生计而不得不去垦荒,他们把大片的森林毁灭了,可是当我问起当地人,有没有发觉他们的家乡在变化时,除了几个老者告诉我,他们的家园已经面目全非了外,年轻的人都告诉我,他们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周围,我家乡有个湖,在我小时候,那湖清澈得让人不敢想象,在浅处,可以看到鱼与虾是怎么快活地游戏,可随着工业的推进那里已经大变样子了,甚至一度还爆发了蓝藻。对于这一切,我问一直住在当地的邻居,是否在过去注意到一些变化,但他们告诉我,直到蓝藻爆发,他们从来都没觉察到这件事。



等到他们发现时,一切都已太晚。就像我们的蔡桓公一样。



但老实说,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又何尝不是那位古代的国王呢?现在我们虽然知道气候变坏对我们的影响了,但早50年前,我们在享受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时,谁会知道我们在给自己制造麻烦呢,就如同那最早给澳大利亚带来兔子和狐狸的人一样。谁又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制造什么麻烦呢?



没有经验的确能够解释这一切,但问题是有了经验,或者说以前的经验就能够保证社会具有预见问题的能力吗?





谁将王牌飞行员推向了死亡轨道


距离西班牙本土1100公里,离非洲西海岸不过100来公里,毗邻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沙漠的西班牙马卡罗尼西亚群岛生态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地区。该生态区由加那利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得角、马德拉、蛮人群岛共同组成,其中加那利群岛是该大区的精华所在。这里气候温暖,四季变化不大。夏季平均气温仅为26℃,而最冷也不过21℃。且这里一年甚少下雨。正是这种天然的资源,使它在二战后,随着欧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为欧洲人在天冷时南下避寒的度假首选,除此之外该群岛也是美洲的游客进入地中海地区的重要门户,因此每年搭乘飞机到加那利群岛的旅客数量都很惊人。这里一年四季,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1977年3月27日,荷兰的天还是那么阴沉,北大西洋的风尤狂吹着,人们不得不把自己深裹在厚厚的冬衣里,而2名澳洲人、4名德国人、2名美国人和234名荷兰人,实在受不住这种鬼天气了,这群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马卡罗尼西亚朝圣者们,正聚集到阿姆斯特丹,他们将在这里登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4805号航班,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那温暖的加那利群岛。



这些人显得很快活,他们在憧憬着这次旅程,他们都认为这将又是一次值得回忆的旅行。而更让他们倍感愉快的是,这次为他们执飞的居然是该公司安全项目总召集人雅各·范·赞顿(Jacob Van Zanten),雅各·范·赞顿先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经验最丰富、技艺最为精湛的飞行员了。他不只深谙飞行诀窍,且对细节的关注有着近乎偏执的态度,他的操作有条不紊,到当时还没有任何瑕疵的纪录,也正因此他获得了公司上下一致的认同,这种认同让他领导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安全项目。公司对他的成就深感自豪,该公司当年的一期广告说明了一切,这位机长微笑着,而旁边的文案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来自让准时成为可能的人。”这位在专业领域有着非凡造诣的先生,像以往那样,认真地执行着他的飞行任务,事实上平稳、精准,这已成为他的标志了。本次航班的日程很简单:在加纳利群岛首府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的机场着陆,加油,然后,运送另一批乘客返回荷兰。



然而就当飞机飞临目的地,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机场时,一个加那利群岛自决独立运动组织却在下午13:15,在拉斯帕尔马斯国际机场大厅的花店里引爆了炸弹,幸好,爆炸的是一个小型炸弹,在被引爆之前机场方面曾收到警告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因此仅有8人在事件中受伤。但事件远没有结束,该组织的发言人居然由阿尔及利亚去电西班牙航空主管单位,告诉他们机场里还有另外一颗炸弹。航管当局与当地警察被迫将机场封闭疏散,并且进行全面的搜查,航管单位只好将所有原定要降落在拉斯帕尔马斯的所有国际班机全转降到邻近的特内里费岛北端之洛司罗迪欧机场。



荷兰皇家航空的安全项目总召集人、王牌飞行员雅各·范·赞顿先生懊恼透了,他不知道拉斯帕尔马斯机场何时才能开放。机长知道,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镇静并谨慎从事。他曾经针对这种情况演习过无数次。实际上安全项目总召集人、王牌飞行员刚刚从一个由他领导的为期六个月的安全培训班回来,课程培训的恰恰就是如何应对这类情况。



特内里费岛(Tenerife)机场离原目的地50海里,是个小型机场,只有一条并不是为大型喷气式客机准备的跑道。按照标准规程,机长遵照指令,飞抵暂停点,飞机安全停在跑道边,我们的安全总召集人、王牌飞行员看了看表。看到当时的时间,他被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纠缠住了,无法摆脱:规定停留时间。因为最近,荷兰政府制订了一个严格而复杂的规定,该规定要求每位飞行员都必须恪守不渝。



雅各·范·赞顿与总部联系后,他迅速计算了一下,他认为,自己起飞的最早时间是下午6:30。在规定停留时间开始以后起飞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不但是违规的,而且还是犯罪,会受到监禁的惩处。但是,遵守规定停留时间,则会带来很多复杂的问题。在特内里费岛机场,没有其他机组可以代替他们把乘客接走,数百名乘客得在此滞留过夜。这就意味着航空公司要为他们安排住处,而在这个岛上,并没有足够的旅馆房间。此外,在这里发生的一次时间延误,还会造成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多个航班的取消。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临时改道,会轻易演变成一场航运梦魇。



不难想象,赞顿感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以及为什么为了节约时间他会变得如此坚定。就像当你赶赴一个重要约会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却又遇上红灯一样。你尽可能保持镇静,可你知道,你的声誉随时会受到损害;你的挫败感渐趋增强,可你却无计可施。不过,有一件事赞顿可以做:机长决定让乘客呆在机舱里,这样,当拉斯帕尔马斯机场重新开放时,他就可以立刻起飞了。



但是,特内里费岛洛司罗迪欧机场是个小机场,这里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和技巧,这突来的乱子,让整个机场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赞顿将飞机着陆20分钟后,他收到了塔台的通知,要他通知乘客们下飞机。其后,那些毫无经验而散漫的机场工作人员,将工作以蜗牛般的速度推进。20分钟变成了1小时。这让那个以守时而著名的飞行员焦躁不安,他召集其他13位机组人员开了个应对策略会,并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部联系,以确定规定停留时间开始之前还有多少时间。1小时的等待变成了两个小时,后来,机长想了个主意。王牌飞行员决定在洛司罗迪欧机场加油了,他认为与其这样干等不如先加好油,一旦拉斯帕尔马斯机场重新开放,就无需再花半个钟头去加油了,而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节约半小时。



这是一个美好的预期,这也是一个最理性的预期。但就在赞顿先生刚加油不到5分钟时,就传来了拉斯帕尔马斯机场重新开放的消息。可是,太迟了,将持续半小时的加油过程已经无法停止了。



最后,就在飞机准备停当,马上就可以起飞的时候,偶然性这个怪物紧接着突发性而来了,本来好端端晴空万里的特内里费岛,在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天气预报的情况下,突然被浓雾笼罩了起来,赞顿先生开始为他那“愚蠢”的30分钟而懊恼不已,时间、时间,他可是守时的典范啊,这时候,赞顿先生被起飞的念头裹的越来越紧了,就如同整个特内里费岛被突来的大雾紧裹一样,能见度从350米变成了不足300米,情况越来越糟,当机长烦闷地将目光抛向驾驶舱外时,他已经看不到跑道的尽头了。



赞顿知道,雾气变得更糟的每一刻,都意味着洛司罗迪欧机场关闭的可能性又增加了一分。他急迫想离开特内里费岛的“机会之窗”看来要被这该死的浓雾关上了。滞留一晚,天,这可不是他作为守时先生的作风,王牌飞行员认为,在机场被正式关闭之前他必须起飞。



机长加快了引擎的转速,飞机慢慢滑上跑道。是不是应该再等一下,副机长对他的老大说,“我们还没收到航空交通管制的放行许可(ATC Clearance)呢。”“我知道!”王牌飞行员等松开制动后才回答道,“可以边走边请示的。”副机长打开无线电,接到了航线许可——也就是批准了航班的起飞计划。但是,塔台并没有下达至关重要的起飞许可。因为这个时候塔台的工作人员正和另外一班次的副机长在通话,



机场塔台:“请等候起飞,我会通知你们。”



泛美(副机长):“我们还在跑道上滑行,PA1736”



机场塔台:“明白,PA1736,请在离开主跑道后通知我。”



泛美(副机长):“好的,我们会在完成后通知你。”



机场塔台:“谢谢!”



然而可惜的是泛美班机和机场塔台的通话在赞顿的班机无线电内产成高频噪音,通话内容也就没能够被赞顿听到。赞顿已决心起飞了,他打开节流阀,飞机开始纵向旋转,并沿着迷雾重重的跑道全速前进。



就在这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冲力不断增加时,赞顿终于发现了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飞机还停在跑道上,但飞机已经全速冲向它了,这可真是一幕可怕的情境。停下已经不可能了。凭借本能,赞顿不得不提前起飞,赞顿的飞机机头勉强越过了停在跑道上的那架波音747,可是,就在整个飞机看似可以飞越过去的时候,赞顿的机身腹部撞上了泛美航空公司那架飞机的顶部。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这家客机沿着跑道又冲出去了500多码,并突然发生了严重爆炸。赞顿、全部机组人员以及所有的乘客全部遇难;而倒霉的泛美航空PA1736班机在事故中也有326个乘客与9个组员死亡,大部分都是死于满载油料的飞机爆炸后的大火。



虽然是件令人遗憾的意外,但两架飞机相撞的灾难中共有583人死亡,纵使是1985年8月12日发生的日本航空123号班机坠机事故中,520人的死亡人数打破了单一架次飞机上死亡人数的纪录,但在总受害人数上仍未超过特内里费空难。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9.11”事件中,共有2,752人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事故现场死亡,是史上因为飞机引发的灾难中死伤人数最惨重者,但该事件中有2,595人是大楼中的地面受害者,因搭乘美国航空11号班机与联合航空175号班机而丧生的乘客与机组人员,实际上仅有157人。到目前为止,特内里费空难(Tenerife Disaster)以当时史无前例的惨重程度而登上民航空难史上第一名的位置。



航空界大感震惊,一个约70人的包括来自西班牙、荷兰、美国的事故调查员,以及事故双方航空公司的代表组成的国际专家组,很快来到洛司罗迪欧机场,开始了对事故的调查。他们检查了所有物证,与目击者面谈,并仔细检查了驾驶舱录音的每个片段,以期确定事故的原因。



专家们很快就排除了机械故障的原因和恐怖袭击的原因。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拼凑在一起后,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另一架飞机也在跑道上,那就是泛美航空公司的1736号航班,它没有进入滑行道支路,最后停在了错误的地点。罕见的浓雾也是灾难的原因之一。赞顿看不到泛美航空公司的那架客机,泛美航空公司那个航班的飞行员也看不到赞顿的飞机,而塔台的控制人员也看不到这两架飞机?的任何一个。此外,塔台的工作人员缺乏相应应急的经验和技能。



尽管存在这些因素,不过,调查组普遍认定在没得到空中交通管制清场确认的情况下强行起飞,赞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航空公司安全项目的领导人,会做出如此鲁莽而且不负责任的决定呢?事件调查者所能给出的最佳解释就是:时间的浪费,让这位守时先生深感挫败。但是,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合理。感受到挫败感是一回事儿,无视规程、忘记安全则是另一回事儿。赞顿先生经验丰富、训练有素,但却就是这样一个王牌飞行员酿就了史无前例的惨祸。在滚滚而来的浓雾和拥挤的机场中,一股无法察觉的心理力量,就如同当时的浓雾一样,在那里发酵变浓,最后发挥出它巨大的能量,正是这股力量,将包括赞顿先生在内的583人推向了死亡的轨道。



大量的事实和不断增加的研究成果都向我们表明,人类的行为和决策过程,总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心理潜在倾向的影响,这些潜在倾向的力量和普遍性,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得大得多。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从焦煤里发现茜素的时代、一个在实验室就能够推导出某星体与某星体之间距离的时代、一个可以在其他星球上漫步的时代、一个可以在一秒钟内进行100亿次运算的时代、一个可以仅凭一个细胞而培植出生命的时代。但事实是,我们却经常将这样的隐含事实——我们人类依然会受到非理性心理力量的影响——予以忽视,这一力量经常性地阻碍着我们对世界对物质,甚至对我们人类彼此的观察。事实上,我们都曾受到过那些与理性和理智毫无关联的因素的影响和控制。无论是什么人,数学家、医生、教授、物理学家,还是运动员、政治家,乃至工人、农民,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思维有过各种各样的体验、情绪和认知。



正是最优秀的最理性的雅各·范·赞顿酿就了特内里费岛洛司罗迪欧空难,它告诉我们,人类的活动怎可以将心理因素剥离开,而去枉言理性的预期呢?





健忘与回避心理


在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者看来,人生的行为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一起构成了有历史关联(Historical Linkage)的行为,前一行为的经验、教训成为后一行为的起始条件,因此不能够简单地判断一次行为的成败,换句话说:行为的经验为人生积累了独特的关于行为的知识。也就是说,一旦获得经验了,人就应该能够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但现实中我们常见的事实却是,以前的经验并不能保证社会因此具有预见问题的能力。



特别是有些经验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这类例证在中国比比皆是,古代中国是一种最典型的自闭式生存方式,当某一个有能力的人获得了某种发现,那么这个人从来都不会将其轻易外传的,哪怕这一发现因此而失传,他往往也在所不惜,也正是因为这种自闭式生存方式让这个古老的国度,终于在极度辉煌后,其创造力、问题的克服力都慢慢地钝化。



而另一种则是因为文明发展的迟缓,没有文字能够去把那些伟大的经验记录下来,而当某个经验丰富的智者因为疾病或者其他原因突然死亡,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经验将永远失传。例如马雅低地在9世纪深受旱灾重创考验,而事实上这一地区在几个世纪前曾经历过旱灾。虽然马雅社会有自己的文字,但只用来记录国王的丰功伟绩和天文历法,没有气候方面的报告。所以马雅虽然在公元3世纪经历过大旱灾,却无法帮助玛雅人在9世纪预测到旱灾的发生。



在现代文字社会,被记录在案的事件当然不仅局限于政治家的丰功伟绩和天文历法,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因此吸取以前的教训。我们人类固有的健忘和回避心理往往让我们漠视问题的存在,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在一段时间内,世界各国人民对狂热的投机行为往往持有警惕之心,对过度的乐观避之不及,但二战结束后,在繁荣中我们就将这段经历置于脑后。如市场业已克服经济周期这一奇谈怪论一样,在1920年代繁荣周期形成的经济周期已经成为历史,虽然很快这种奇谈怪论,就得到了现实的修正,人们也似乎认识到自己的盲目乐观,也承认了经济周期客观存在的事实,但随着二战后,经济好转、社会繁荣,那种曾经被事实证实过的谬论又甚嚣尘上,随后历史再次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荒诞,但如今这种被历史和事实无数次证实过其荒诞的奇论不又一次粉墨登场了吗?





过度自信的原因和可能行为


但你不要因为人存在有健忘这一特质,就认为他会谦虚,事实恰好相反,《风险的感知》的作者俄勒冈州大学决策研究的负责人和心理学教授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曾经与巴洛克·菲舍霍夫、萨拉·利希藤施泰因一起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实验很简单,研究者让实验者对象回答一些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性问题,如,两个孩子中谁的学业成绩更好一些,然后再问他们自己所做答案正确的概率,有意思的事情出来了,这些参与实验的人们他们常常会高估自己的成绩,当他们自己确定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事实上他们的正确概率还不到80%。这一结果所表明的是这样一种现象,过度自信好像是人根深蒂固的一种特征。人们总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的要多得多,在我们身边从来就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对某一事物从未做过任何研究,但他们却总能够像学者和专家那样煞有介事地在那里表达自己对该事物的看法,并且还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积极行事。不过正如保罗·斯洛维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现象存在普遍性。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都试图解读人为什么总表现得那么过度自信。



剑桥大学的苏珊博士她以前是新加坡一家医院的内科医生,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即使在最专业的内科医生中也会发生的过度自信的故事。



也许是5年前了,一位女士惊慌失措地来到急诊室。她说,她两岁的女儿林达肚子疼得厉害,医生认为可能只是消化不良这种并无大碍的问题的征兆,但是,那位女士却对孩子的问题表现出了过度的担心。通常情况下,医生会开始着手为林达做检查,并对林达的症状做出判断。



苏珊博士停顿了一下,之后很快列举了急诊医生应该采取的系列措施。然而,医生们并没有专注于林达,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林达的母亲身上:她既惊慌又紧张,而且表现出了过度的担忧——基本上就是那种反应过度的父母。基于这样的主观判断,医生们就让林达回家了。



就在第二天,林达和她的妈妈又来到了急诊室。医生们知道,处理刚学会走路小孩的情况时,倾听孩子父母的陈述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他们常常对孩子的问题拥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医生们发现了林达妈妈反应过度的更多证据:在医院,她显示出了“虑病症患者”(Hypochondriac)——也就是他们常说的“医院常客”——的所有征候。医生们还是没给林达做任何检查,再一次就把她打发回家了。



第三天的情形与前两天如出一辙。林达和她的妈妈再一次回来了,这让医生们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位母亲的确是反应过度。只是当林达失去了知觉的时候,医生们才意识到出了大问题。但为时已晚。苏珊博士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摇了摇头:“我们没能救活她。”



如果能客观诊断当时的病情,急诊室的医生们是能认识到林达是需要留院观察的。但是,他们完全忽视了警示信号,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打发回家了。就在医生们将林达的母亲认定为“医院常客”那一刻,他们就落入了我们称之为“判断偏差”(Diagnosis Bias)的迷离心理状态,换句话说,在我们为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定性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会对所有与我们的判断相左的证据视而不见了。



为什么这些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会做出有违他们所受的多年训练的选择,并最终葬送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呢?我们希望弄清在这一情境下,以及在人们摇摆合理路径的无数其他情况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戈登·匹茨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人们往往注意到其推理的最后一步是否正确,却全然不顾推理中其他部分可能存在错误。



爱伦·柯林斯则认为人们总是倾向于通过寻找其他已知事物的相似性来判断概率。我们把这句话从专业术语里翻译过来,大概可以这样说:当我们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情况时,通常会拿过去熟悉的情况与之对比。如果新旧情况的确类似的话,倒不失为好方法;但是如果只是表面相似,则会非常危险。例如公元870年,维京人从挪威和英国移民到冰岛,前两个地区的土壤都是由冰河形成的黏质土壤,哪怕上面没有植被覆盖,也不易被风吹走。当他们来到冰岛,看到树木与挪威和英国的大同小异,因此以为是同一种土壤。然而不幸的是,冰岛的土壤并非由冰河作用形成,而是火山爆发被风吹过来的灰烬。一旦维京人将林地清除,开辟牧场,裸露的土壤很容易就会被风吹走,由此冰岛许多地方的表土很快就遭到侵蚀。看到了吧,有时候经验也并不能够给我们帮助,因为我们忽略了具体环境下,人的心理的变化。另外诚如斯洛文尼亚前总统雅奈兹·德尔诺夫舍克先生说的,我们面对的每一刻都是独特的、无法重复的。所以有时候经验往往会给我们帮倒忙。法国就是一个例证。这个浪漫之国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之后,认识到抵御来自东边的德国是很重要的。然而,这个充满了想象力的国家,这个时候想象力却枯竭了,他们以为下一次到来的战争会与前一次一样,他们认为下一次还会被东边来的敌人拖入深深的战壕,他们的头脑里又浮现出了一战的场景:防守方的步兵团利用战壕来抵御对方步兵团的进攻,而攻击方则用新发明的坦克辅助步兵团发动进攻。因此在二战前,法国人为了防御德军入侵,在东部花费巨资建造了工程浩大的马其诺防线。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败仗的德国人意识到要用不同的战略才能取胜,于是他们用坦克代替步兵做先锋,组成装甲部队穿过以前被认为不适合作战的森林地形,绕过马其诺防线,仅在六周内就击败法军。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德国人攻破了法国人的防线,而是法国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每一刻都是独特的、无法重复的,拿着过去那个独特的不可能被重复的经验,去应对今天或未来的那个独特的、不可重复的问题,自然是危险的。我们得记住斯洛文尼亚人的忠告,我们面对的每一刻都是独特的、无法重复的。



而另一种看法则是:过度自信很有可能来自人的事后聪明,即人们常以为如果他们在场他们就不会像事件中的人那样愚蠢,而能够有效地控制事件的发展。这一趋势最大的麻烦在于他往往使人认为世界实际上是很容易预测的。而正是这种可能酿就的乐观情绪,往往会让人陷入一种神奇的思考中,当谈及人们对周围环境和未来趋势的判断时,真实的事实是他们所谈论的仅仅只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一种无需向别人解释也无法向别人解释的想法。他们只是偶尔觉得这样做会带来好运气。看起来很荒唐,但事实上,人们经常只是以这样想法作为基础,就敢去做出一些严肃的决策。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见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赌徒一早起来,就兴奋不已,然后就兴冲冲地去搏杀一回,原因是昨夜他做了一个好梦。



这样的例证并不只限于赌徒们,因为生意往来的缘故我曾经认识一个商人,一天在给我们介绍他的生意时,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将销售网络扩大,那么销量一定就会上去。”



经济学家安德烈·斯菜菲尔将偏执性发展成以选择性过度自信和预期反馈环的心理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无论是投资方还是消费方,当他们看到物价朝同一方向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认定,这一趋势就是从其他经济数据中发现的许多趋势中的代表,而根据保守主义心理学的观点,人们改变观点总是很不情愿很是缓慢的,因此,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双方总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认同这一趋势,而一旦认同这一趋势要想改变又将很困难很缓慢。



而正如有的观察者所注意到的,定期进行沟通交流的人的想法会很相似,资讯时代的来临,不仅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事实上随着信息传播的便捷,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些观点相近的人认定这一趋势,那么市场也就慢慢地倾向于一致性。这种相似性,也就构成了所谓的时代精神,这种现象与古代的差异显然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种相似性产生的根源。因为,如果每个人的想法真是彼此独立的,那么任何错误的想法所造成的后果就会因为观点的多元而相互抵消了,自然也就不会对社会这个整体造成什么影响了。



刚才讲的不是空难就是大战,太惨烈了,我们还是来讲个稍微温馨的故事平衡平衡气氛吧。





《麦琪的礼物》、囚徒的困境和斯密的问题


我不知道本书的读者,有没有读过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圣诞节里发生在社会下层小家庭中的感人故事。男主人公吉姆是一位薪金仅够维持生活的小职员,女主人公德拉是一位贤惠善良的主妇。他们虽然生活贫穷,但吉姆和德拉各自拥有一样极珍贵的宝物——吉姆祖传的一块金表就算“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德拉一头美丽的瀑布般的秀发则可以“使那巴示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为了能在圣诞节送给对方一件礼物,吉姆卖掉了他的金表为德拉买了一套“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梳子;德拉卖掉了自己的长发为吉姆买了一条白金表链。



对于这个故事,我的理解是,他们虽然都为对方舍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而换来的却是毫无作用的东西。但我却认为他们二人的利益并没有受损,反而增加了。因为,双方发现对方是那么得爱自己。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范畴而进入伦理学了,这个故事非常温馨,但是它还是无法掩盖一个冷冰冰的逻辑:个体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甚至二者互相矛盾。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有人或许从德拉和吉姆的故事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是客观存在,但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纠正,德拉和吉姆的举动的确是他们在物质层面上做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举动,但在这里被人们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人的需求不仅只是物质的还有精神上情感上的,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个体的人并不是孤立地自给自足地单独存在,他与外界有着丰富而复杂且多彩的联系,因此也就决定了他需要“认同”。德拉和吉姆在物质上利人了,但在情感上他到底还是利己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助达尔文书里一再强调的一个例证,那就是一只蜜蜂它传播了大量的花粉,为不同植物的繁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们的作家和诗人眼里这是典型的利他行为,但事实却是,蜜蜂本身只是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仅仅是生存的本能促使它采取花朵里的蜜而已。



而我们为什么要交易,其目的也就是旨在于满足我们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包括物质的需求,还包括情感的需求。个人虽然仅仅只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但往往因此而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地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从这点来看,利己与利人并不存在矛盾。



我们知道需求的满足度是决定于边际效用,商品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对边际效用的主观定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拉的头发与她送给吉姆的表链是等价的。诚如休谟所认为的:道德的基础是感觉,是一种涉及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幸福感。人的幸福有三个来源,其中之一就是个人对幸福的感觉。如果我感觉我是幸福的,那么不论在别人看来是多么不幸,我仍然是幸福的。这种感觉别人是无法从我这里剥夺的。追求幸福,才是我们所需要交易的终极。事实上,德拉和吉姆的行为只是还原了交易的真正目的。亚当·斯密将交易视为非人格的一种交换形式,而这个故事则告诉我们人所谓的理性,它本身又无法超越出人性和人的情感,人是以“人格”而不是以“非人格”形式从事交易的。



当然这样的结论在纯粹理论主义者看来是荒唐的,是不理性的。但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可见个体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甚至二者互相矛盾,这也是真实世界所固有的,因为社会交易交往活动中的人是具有活生生的“人格”的。囚犯困境最能够说明这种丰富的“人格”行为,在这个困境中理性往往受支配于人的情感要素中的自私等因素。



我们现在来看看囚徒们到底陷入了怎样的困境?A和B合伙抢了银行,被抓获。他们被关进分隔的牢房。检察官分别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他们会因非法携带枪支的罪名各判刑1年;如果其中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坦白者作为证人将不会被起诉,另一人将会被重判10年;如果两人都招供,则两人都会以抢劫罪名各判5年。结果,两个人都招供了。故事背后的原理是这样的:A和B都是理性的,首先关心的是减少自己刑期,而不在乎对方被判多少年。由于信息是不对称的,双方没有串谋的机会,所以,A会这样推理:“假如B不招,我只要一招供,立马可以获得自由,而不招却要坐牢一年,显然招比不招好;假如B招了,我若不招,则要坐牢10年,招了只坐5年,显然还是招认好。可见无论B招与不招,我的最佳选择都是招认。”同理,B也是理性的人,也会如此推理。于是两人都作出招供的选择,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两个人都招供,并不是集体最优的选择。无论对哪个人来说,两个人都不招供,要比两个人都招供好得多。最符合个体理性的选择,却是集体非理性的。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结果,也得到了实验的证实。当参与“囚徒困境”博弈的受试者彼此间不允许通气,而只玩一次或固定次数的对局时,他们常用的策略就是坦白交代。如果受试者玩次数不定的对局,那么最常用的策略便是“针锋相对”:开始时,受试者都会遵守约定保持沉默,但随后就会根据对方的表现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你义气我也义气,你不仁我也不义。多人囚徒困境的对局中,如果局中人玩的次数增多,彼此间形成信任,则可能出现更加合作的模式。不过研究表明,一旦大家都争相坦白而导致背叛成风,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局面。



在体育运动中明文禁止使用兴奋剂,但这类药物极其有效,服用以后又很难检测出来(尽管还是有可能),再加上一旦成功名利双收,使运动员们无法抗拒禁药的诱惑。一旦一个运动员依靠兴奋剂获得佳绩,其他遵规守纪的选手也必定效仿,导致违规之风愈演愈烈。由于违规将导致重罚, 运动员们全都对此保持沉默。从“礼物困境”到“囚徒困境”,我们都可见个体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甚至二者互相矛盾。更何况个体也从来就不是理性的。事实上人类更多时间是服从于情感的。塔西佗所说的所有热情中权利欲是最罪孽深重的一种。正是在这种权力欲的支配下,马雅国王要求人民为他们竖立比对手更大的石像和石碑,因此他们才会一而再地加快砍伐森林的速度,而不是去保护森林。他们被这种情感困在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如果哪位国王为了保护森林,而只竖立一个小石像或石碑,就会被人嘲笑,甚至地位不保。这就是攀比短期内的名声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马雅文明消失了,但这种情感却并没有消失,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曼在她的《愚蠢进行曲》一书中分析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灾难性决策,从古希腊的木马屠城记,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廷的独裁激起了新教的兴起,再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决定采取无限制潜水艇战引发美国宣战,以及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引发美国宣战,最后塔奇曼总结说:“引起政治愚行的首要力量就是马雅国王式的那种权力欲。”关于马雅国王的权力欲望,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提到,这里就不再一一细说了。





阿希实验和群体压力对个人判断的影响


波兰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E. Asch)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特质的因素分析、测验编制以及文化因素和团体差异对测验分数的影响等方面。他著名的研究是群体中的从众(conformity)行为。所谓从众,是指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阿希实验就是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违心地进行明显错误的判断。



阿希的“线段实验”即是研究从众现象的经典心理实验。阿希请大学生们自愿做他的被试者,告诉他们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当某个来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时,他会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个位置上。事实上他不知道,其他5个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试者(即所谓的“托儿”)。阿希要大家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判断:比较线段的长度。他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然后让大家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3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判断共进行了18次。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然而,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5个假被试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许多真被试开始迷惑了,他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



实验的结果令人震惊,即使答案很明显,但平均仍有33%的被试者还是会遵从团体的不正确答案,而且75%的人会至少遵从一次。即使“托儿”团体不够大也能引发从众行为,当团体成员有2~16人时,只要其中有3~4个“托儿”,就能有效地引发从众行为。



阿希的实验向我们表明:群体压力对个人判断的影响十分强烈,即使这





种意见与他们从自身感觉得来的信息相互抵触。群体压力导致了明显的趋同行为,哪怕是在以前从未彼此见过的偶然群体中。该实验也表明,人们乐于信任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即使这种观点与理所当然的判断相矛盾时也无所谓。其实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很明智且很理性化的。大多数人都有着这样的经历:当他们自己试图独立而不是随大流时,他们的判断,在事后来看往往是错误的,这时他们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脱离群体而独立思考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他所面对的某事件再一次证实群体行为的正确性,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向群体投降,而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们就越来越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兴趣,他们对群体行为越来越崇拜,越来越迷信。



阿希的论文发表的正是时候,当时公众正百思不得其解:德国人为什么会服服帖帖地去执行纳粹的命令,而做那样惨无人道的事情?也正是因此,阿希的论文甫一发表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学界将他实验的结果作为依据来证明人们并不能够作出所谓完全独立的判断。





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权威力量


研究助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对于阿希的实验感触尤深,这位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移民家庭的年轻人,由于自己是犹太人后裔,故而对犹太人遭纳粹党大屠杀有切肤之痛。他深感如果自己在东欧出世,早就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正是这一因素的影响,使他决定致力于研究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性,他想解答人们是如何放弃个人的道德标准,而去作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这便是米尔格兰姆的服从性实验的背景。



1961年7月,米尔格兰姆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以每小时4.5美元的价格招聘到40名自愿参加者,他们包括教师、工程师、职员、工人和商人,年龄在25~50岁之间。实验由一个指导者(权威)、一个扮演学生的实验同谋和一个扮演老师的被试所组成,指导者先解释这是一项有关学习与记忆的研究,目的想了解体罚对学习的效果。要求两人一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其中一人当学生,另一人当教师。教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关联词,学生的任务是记住这些词,然后教师呈现这些词,让学生在给定的四个词中选择两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了,教师就通过按电钮给学生以电击作为惩罚。事实上,指导者事先已经安排了每次抽签的结果总是真正的被试作为教师,而作为学生的却是实验者的助手。实验过程中扮演学生的假被试和扮演教师的真被试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学生的胳膊上绑上电极并被绑在椅子上,以便在记忆词汇发生错误时被教师惩罚。教师与学生之间是通过声讯的方式进行联系的。教师的操作台上每个电键都标明了电击的严重程度,从315V的“轻微”到 450V的“致命”,由400V开始,仪器表上贴着“危险,强烈电击”的警告。这些电击实际上都是假的,但为了使教师相信整个实验,实验之前会让其接受一次强度为45V的电击作为体验。



在实验中,学生每答错一题,老师即加重电击量。随着电击强度的增加,学生也由呻吟、叫喊、怒骂逐渐到哀求、讨饶、踢打,最后昏厥。若被试在实施电击惩罚时表现犹豫,指导者则严厉地督促他们继续实验,并说一切后果由指导者承担。最后实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当电压增加到300V时,只有5人拒绝再提高电压,当电压增加到315V时,又有4人拒绝服从命令,电压为330V时,又有2人表示拒绝;之后,在电压达到 345V、360V、375V 时又各有1人拒绝服从命令。共有14人(占被试的35%)做出了种种反抗以拒绝执行指导者的命令。另外26个被试(占被试的65%)服从了指导者的命令,坚持到实验的最后,尽管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后来米尔格兰姆将实验在许多不同团体的人和不同的情境重复好几十次,所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大部分的人会去顺从来自外部的权威,当权威人士命令做某事时,即使这样做会违背其良心,或者明知道服从是错误的,大多数人还是会服从。米尔格兰姆认为,研究结果解释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的残暴行为。1961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米尔格兰姆的实验。



1974 年,米尔格兰姆说:“有不少人会去做被告知要做的事,不管那是什么事,而且他们的良知也不会设限,只要他们觉得这个命令是来自合法的权威者——这就是我们研究中最基本的课题:平凡的人,只是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没有任何的恶意,就可以成为可怕毁灭过程中的执行者。”米尔格兰姆对服从问题的实验研究,揭示了由于对权力主义的服从,使得一些人对另一些清白无辜的人造成伤害。他认为他的实验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纳粹残害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受害者的残暴行为。



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实验事实上也暗合了他老师阿希的判断,只是具体的角色从群体转移到了权威身上而已。当个体的人以独立的社会角色来思考问题时,他们的判断,往往与权威相背离,但事实的结论是自己错了,这时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以及独立思考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他所面对的某一的事件,再一次证实权威的正确性时,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向权威投降,从这时起,他就越来越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兴趣,他对权威的意见也就越来越崇拜,越来越迷信,越来越依赖。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观点和思想越来越趋向一致性也就成为必然了。





群体意识形成实验


群体意识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另一个实验应该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实验要求被试者去购买一些商品,实验就在两家商店里进行,实验者告诉他们这两家商店中只有一家可获得货真价实的商品(事实上这并不存在),实验者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谁购买的商品价格超过其他人,那么他将承担因此而带来的成本。对于两家商店的具体情况被试者一无所知,他们还被要求不能够直接去考察这两家商店的信息。从外部看来,这两家商店的外在要素是接近的,因为它们的窗户都是透明的,人只要在街上走过就可以将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个被试者走到街上时,他望了望两家空荡荡的商店,他在两家商店之间徘徊了一下,显然有些犹豫,最后不得不选择了其中的A店,接着走来的是第二个被试者,他在稍微的犹豫之后,也选择了A,跟着的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被试者都选择了A。后来,当实验者要求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最后一位说,这两家商店在外在上几乎一样,这已经不能够构成他决策的判断信息源,他之所以选择A的缘故是,A店里已经有那么多人了,应该没有错,他前面的几位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而问到第二位出场者时,他老实地承认,其实他也不能够确定到底是A好还是B好,促使他选择A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第一个顾客选择了A,而第一个被试者则告诉大家他根本没有底,他只是在赌运气而随机选的A。从这里我们可见事实上很多群体的意见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



从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到,第一个被试者,他所能够获得的可供决策的信息仅仅只是空荡荡的商店,但就第二位被试者来说,他所能够得到的决策信息已经不仅仅只是空荡荡的商店了,他还以第一位顾客的决定作为参照。这时候事实上他们两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等到第三个被试者出场时,他就已经被这种群体意识所左右了,从被试者参与过程中做决策的表情可见,越是后来的参与者,他们的心态越是平静,最后发展到不假思索的状态。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慢渐形成的信息瀑布,是群体形成的主线。随着群体的滚雪球效应,这个瀑布的势能也就越来越大。最后它甚至会裹挟着受该群体影响的每一个个体——包括那个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创造了这一群体意识的人。有则笑话就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势能的影响力:



一位石油大亨到天堂去参加会议,一进会议室发现已经座无虚席,没有地方落座,于是他灵机一动,喊了一声:“地狱里发现石油了!”这一喊不要紧,天堂里的石油大亨们纷纷向地狱跑去,很快,天堂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时,这位大亨心想,大家都跑了过去,莫非地狱里真的发现石油了?于是,他也急匆匆地向地狱跑去。





信息不完备与羊群行为


有人把这种群体意识称之为羊群效应,正如同我们谈到的,不完备的信息才是这种效应产生的关键要素。



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在于信息相似性,那么相似性的根源呢?当我们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时,处于同一环境的人其反应往往是近似的,比如面对突发的大火,每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人,他都会选择逃跑,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地方接收到同样的信息。一样的道理,处于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接受到的信息自然也相近似,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几乎接近的判断,也就可以理解了。关于这点,Froot Scharfstein和Stein(1992)针对于投资市场所做的研究很有价值:机构投资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他们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作出相似反应,在交易活动中则表现为羊群行为。



而另一种可能则是由于信息不完全。我们知道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经济人如果获得了准确、及时和有效的信息,那么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或者避免重大的经济损失,至少他将获得交易这一充满暴力性活动的博弈主导权。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信息的获得不仅需要支付经济成本,不同参与者获得信息的途径和能力也各不相同,政府、机构、大企业拥有资金、技术、人才的规模优势,个体参与者在信息成本的支付上远远不能同他们相比。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机构往往比个体参与者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个体参与者在获取有效信息和获得交易优势上处于不利地位。个体参与者为了趋利避险、获得更多的真实信号,将可能四处打探广泛收罗“内部消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在虚拟的金融市场存在,在实体经济同样存在,这更大程度上助长了市场的追风倾向。



而实际上即便是政府、大型企业等机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以投资市场为例,一方面每个投资者都拥有某只股票的私有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投资者自己研究的结果或是通过私下渠道所获得;另一方面,即使与该股票有关的公开信息已经完全披露,投资者还是不能确定这些信息的质量。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当投资者无法直接获得别人的私有信息,但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买卖行为来推测其私有信息时,就容易产生羊群行为。尽管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处于信息强势,但是由于机构投资者相互之间更多地了解同行的买卖情况,并且具有较高的信息推断能力,他们反倒比个人投资者更容易发生羊群行为。



这种行为往往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困境、遭到失败。由于“羊群行为”者往往抛弃自己的私有信息而追随别人,这会导致信息传递链的中断。这一情况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羊群行为”由于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如果积累到一定量能时,本身就可以改变市场运行的方向;第二,如果“羊群行为”是因为大家对相同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羊群行为”加快了自己所关注事件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事件更趋向于自己所认定的轨道前行,这时更多的公众就会被吸引到这一行为中来,而“羊群”的扩大又反馈到事件发展的方向上,推着它按照这些人的预期前进,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反馈环。正如同这世界的万物一样,其发展都存在一个临界点,如果“羊群行为”超过某一限度,将诱发另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负反馈环反应的出现。在上升的市场中(如牛市),盲目的追涨越过价值的限度,只能是制造泡沫;在下降的市场中(如熊市),盲目杀跌,只能是危机的加深。



其根源就在于这种行为的一致性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真实世界的特征就是资源的有限与稀缺,而经济活动就是对资源的分配过程,一旦市场出现方向高度一致性,资源分配就难以继续,经济的运行方向就会出现转折,极端的表现就是扭转。由于市场高度的一致,博弈的双方均衡不在,市场资源的有限性不可能使市场的参与者都成为赢家,最终的结果就是原来趋势的崩溃。正是这种“羊群行为”造成了经济活动的巨大波动,使市场稳定性下降。





经济周期概论


191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和韦斯利·米切尔(Wisley Mitchell)出版了其著作《经济周期》。像历史上大多数的优秀著作一样,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正如我们经过经济周期发现之旅所见的一样,早期的研究者发现了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多个踪迹,同时也发现了带来经济稳定的多种内在因素。但是,很显然,这些巨匠中间并没有一个人为这种现象提供一个确切的定义。



阿瑟·伯恩斯和韦斯利·米切尔的新作完全不同于以往有关经济危机的文献。他们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经济周期的定义。在书中,他们一开始就对流行的经济周期理论做了简短的叙述。他们在叙述这些理论时非常冷静客观,似乎所有这些理论彼此不分轩轾。在书中阿瑟·伯恩斯和韦斯利·米切尔对经济周期作了如下经典定义 :“经济周期是一个由工商企业占主体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波动(在这些国家中,企业经营基本上是自主的):一个周期包括许多经济活动的同时扩张,然后同时衰退、收缩和复苏,复苏是下一轮周期扩张阶段的前奏;这一变化次序是重复发生的,但不是阶段性的;从时间上说经济周期从1年到10年或12年不等,它们无法划分成具有同样特征、同样波幅的若干个段周期”。



1920年,米切尔在纽约创办了研究国际经济周期的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过多年岁月的洗礼,他的研究团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敬,以至于后来“NBER”成了受人景仰的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的中心。该中心将经济在高峰(P)和低谷(T)之间的经济收缩期称为“衰退”(当衰退特别严重时,例如1929~1933年,则称为“萧条”)。一般说来,如果GNP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则宣布经济处于“衰退”之中。从美国经济周期的历史变化中大致可以发现:第一,经济周期的时间(以两个相邻低谷之间的时间来计算)差异变化很大,短的有2年多,长的可达10年。由此可见,经济周期似乎没有既定的模式(至少已经不像19世纪),不像太阳黑子活动或者潮汐现象那样有规律。第二,二战以后,经济活动的收缩期有缩短的趋势;相反,扩张期则有变长的趋势。





“基钦”短周期


在对经济周期做图解方面,米切尔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并不是唯一的贡献者。1923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的《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倾向》出版了。基钦根据美国和英国1890年到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把这种2~4年的短期调整称为“存货”周期,在40个月中出现了有规则的上下波动发现了这种短周期。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种短周期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一种方法,并用存货投资的周期变动和创新的小起伏,特别是能很快生产出来的设备的变化来说明基钦周期。他认为3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朱格拉周期,18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的学者认为,短周期很可能只是一些适应性的波动。





“朱格拉”中周期


法国医生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统计时开始注意到经济事物存在着有规则的波动现象。他认为,存在着危机或恐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这三个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周期现象。他又指出,危机好像疫病一样,是已发达的工商业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周期波动是可以被预见或采取某种措施缓和的,但并非可以完全抑制。他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歉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人民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这一发现构成了他那部伟大的经典著作《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的素材,1862年这本书出版了,在书中,除了提及上述观点外,他还提到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被后人一般称为“朱格拉周期”,也称“朱格拉”中周期。



朱格拉周期一般从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看出。对设备投资占GDP的名义上的比例以及两年后的投资收益先行指数 (投资收益指总资本付息前利润率,简单地说就是从企业的收益率减掉有利息负债利息率或金融成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投资收益的走势,预示着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





俄国人的长波


注意到长周期概念的学者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叫康德拉季耶夫,一个叫库兹涅茨。我们还是先从康德拉季耶夫聊起吧,他较后者要年长了近10岁。



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imitrievich Kondratiev ,1892~1941),俄国经济学家及统计学家,早年在圣彼得堡大学就读。 于1917年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党,两年后脱离该党而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也正是因此,他在1920年得到了季米里亚泽夫(Timiriazev)农学院的教职,并担任该校经济活动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建立起了一条与西方代理商交涉的管道,并因此于1924年先后前往美国和英国讲学。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这段期间里,参与并协助了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赞成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但又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新经济计划后来所实行的工业、农业不均衡发展的政策。他因此而获罪,1928年被解除研究所的职务,两年后遭逮捕,1931年受审,判8年徒刑,1938年重审,被判死刑。作为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声誉主要来自长波理论。所谓“长波”指的是经济成长过程中上升与衰退交替出现的一种周期性波动。由于康德拉季耶夫观察到的周期比人们观察到的另外两种经济波动的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明显要长,所以被叫做长波或者长周期。



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长周期的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贡献在于用大量经验统计数据检验了长周期的设想,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因此,1939年经由熊彼特提议,世界经济学界都接受了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指称经济成长过程中长时段的波动。



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最早见于1922年出版的《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一书,此后,关于长波理论他又先后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波》和《大经济周期》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他分析了英、法、美、德以及世界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为期54年的周期性波动。按他的研究,世界经济中的第一次长波从18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至1810~1817年为上升期,1810~1817年至1844-1851年为衰落期;第二次长波开始于1844~1851年,从那时起到1870~1875年为上升期,1870~1875年至1890~1896年为衰落期;第三次长波开始于1890~1896年,至1915~1920年为上升期,而衰落期则开始于1914~1920年间,到他著书之时第三次长波的衰落期仍在继续。在50年左右的周期中,一般说头15年是衰退期;接着20年是大量再投资期,在此期间新技术不断采用,经济发展快,显示出一派兴旺景象;其后 10年是过度建设期,过度建设的结果是5~10年的混乱期,从而导致下一次大衰退的出现。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年4月30日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于1955年提出了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倒U曲线(Inverted U Curve)——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人们为了表彰他的杰出成就,将该曲线命名字为“库兹涅茨曲线”。



西蒙·库兹涅茨在西方经济学界十分活跃,他是美国经济学会、美国统计学会、美国哲学学会、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国际统计学会会员,美国经济史学会、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名誉会员,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统计学会会长等职。他还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虽然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发展经济学,但为他获得好名声、让他在经济学领域站稳脚跟的却是他早年在经济周期方面的研究。



1930年他的《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出版了,在书中他认为经济中存在长度为15~25年不等的长期波动。这种波动在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库兹涅茨周期也称为建筑业周期。



他认为,现代经济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一种持续,不可逆转的变动,即“长期运动”。他根据对美、英、法、德、比利时等国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期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和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间数列资料,剔除其间短周期和中周期的变动,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的长期消长过程,提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长度从15年到20年不等、平均长度为20年的“长波”或“长期波长”的论点。





对波长理论的批判


外的话,也许更接近完美。所谓的朱格拉波长理论,我甚至认为简直就是整个朱格拉经济危机理论的败笔,是狗尾续貂,画的一副好蛇而却平添出来了一双足。



单经济危机的周期概念,我们再引述一下亨利·桑顿的资料,看看经济周期存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波长概念。亨利·桑顿在他的《大不列颠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一书里发现,在短短一百年时间里英格兰却经历了多达19次的经济危机,他把危机发生的具体年份列了一个明细:



1702年、1705年、1711~1712年、1715~1716年、1718~1721年、1726~1727年、1729年、1734年、1739~1741年、1744~1745年、1747年、1752~1755年、1762年、1765~1769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1788~1791年和1793~1794年。



让我们像小学生那样来数个数吧,第一次与第二次的间隔是3年,如果按照波长理论来推算那么第二次与第三次之间的间隔应该也是3年才对,但事实却是6年,而第三次与第四次之间的间隔又恢复到3年,以后每次的间隔具体如下:2 5 2 5 5 3 2 5 7 3 4 4 3 4 2。



我们再来看看如下这组数据,1825、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其间隔的具体数值如下:11、11、10、9、7、9、8、10,我们知道,《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出版于1862年,在书中,他提到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读过该书的人都知道,他所列举的数据来源正是1825年到1857年这32年中存在过的1825~1836之间的11年、1836~1847的11年和1847~1857的10年这三个周期数值,但正如我们在研究亨利·桑顿时发现的,1762年、1765~1769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1788~1791年,所间隔的数值始终徘徊在3、4、4、3、4之间,按照朱格拉的统计观,是不是也可以将3~4这个数值列为波长呢,显然不能。为了便于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二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危机次数和其间隔时间:美国7次(1948~1949、1953~1954、1957~1958、1960~1961、1969~1970、1973~1975、1980~1982),具体间隔为:4、3、2、8、3、5。日本7次(1954、1957~1958、1962、1965、1970~1971、1973~1975、1981),具体间隔数值如下:3、4、3、5、2、6。德国7次(1952、1958、1961、1966~1967、1971、1974~1975、1980~1982),具体间隔数值如下:6、3、5、4、3、5。法国5次(1952~1953、1958~1959、1964~1965、1974~1975、1980~1982),具体间隔数值如下:5、5、9、5。英国7次(1951~1952、1957~1958、1961~1962、1966、1971~1972、1973~1975、1979~1982)。具体数值为:5、3、4、5、1、4。



当然对危机的这种单一国和地区的总结是很不能够让学界满意的,在战后各国的历次危机中,有的是属于部分国家同期发生的,有的是普遍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至于战后究竟发生过几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国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严格说来,属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只有三次,即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因为只有这三次危机表现了明显的国际同期性。那么这三次的间隔数值呢?具体如下:15年、5年。这显然又一次击毁了朱格拉医生的论点。朱格拉医生的这种论点之所以靠不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观察事物时,将时间放的太过于狭短,正如我们在前面论及亨利·桑顿观察的危机年份与其间隔时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将18世纪的经济危机,只是简单地从其末期来截取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将波长定义为3、4年呢?因为于1762年、1765~1769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1788~1791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其间隔的数值始终徘徊在3、4之间。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同样的观点是否也可用在时间概念上,从朱格拉医生的研究中我们可见,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经济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学者的眼界。事实上,同样具体到经济危机这个概念上,没有一个特定时间内的反应能够独立地说明经济危机它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经济危机这个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地区和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朱格拉医生的问题就在于将观察的时间放的太短促,毕竟主流的观点是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才发端于1825年,而朱格拉医生的观点,在1862年就提出来了,其间隔时间还不到40年。甚而到基钦到康德拉季耶夫,也不过百年左右。这是其一。其二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世界是没有理性的,自然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发展规则。这种波长的研究,事实上就是一种统计图表法,而我们知道图表只是过去社会发展状况的记录,这些记录正确的图表对于我们分析事物的发展是有一定帮助的,正如同历史对世人处事也有帮助一样,但是历史并不会百分之百的重演,关于这点,我于10年前试图以一首诗来论及,那首诗是这样写的“院里的欧石南开了,她开的那么的美丽,美的似极了我的所爱。但她只似极了我的所爱,她却绝不是我的所爱,因为去了的,她就不会再回来。” 关于这点斯洛文尼亚前总统雅奈兹?德尔诺夫舍克博士有着比这更为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面对的每一刻都是独特的、无法重复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经济的波动也自然不会一模一样地重演。更何况在研究者为编制图表时对数据进行平均计算的时候,已经将真实事件修改和打磨过了,它已经不是事物真实反映,它只是研究者理解中的理想的状态而已。



如果这一假定遭到否定,那么以下事件,就应该成立,譬如:历史统计资料显示,大约在两千年以前,人类的人口平均寿命约为20岁;18世纪增长到30岁左右;如果波长理论成立,那么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增长人类平均寿命增长10岁,需要2千年,但事实却是到了19世纪末期,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40岁上下了,而人类平均寿命所增长的这10岁,所需的时间却仅仅100年不到。不到100年后,世界人口平均寿命更达到了61岁,这更让波长理论大跌眼镜了。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各历史时期平均寿命:新石器时代(三皇五帝):31(男),35(女);先秦:35(男),39(女);秦汉:49(男),52(女);三国两晋南北朝:39(男),46(女);隋唐五代:43(男),47(女);宋金:41(男),45(女);元:36(男),42(女);明:46(男),51(女);清前期(1840年之前):45(男),50(女);清后期:31(男),33(女);民国:35(男),35(女);现代:72(男),78(女)。(以上资料整理自《健康大视野》杂志),这组数据来看,我们感觉不到波长的存在,它完全是随机的。并没有人口平均寿命增长10岁需要1000年或者500年这样的逻辑可言。



波长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论,它们完全忽视了人为因素对事物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影响一个历史时期平均寿命的因素很多,主要有:1.社会安定程度(是否有战乱);2.医疗卫生水平(是否爆发过大型瘟疫);3.社会营养水平(是否有饥荒)。其中第一项是关键点所在,这个要素也更多地体现出人为因素对事物的影响,统治者的心态和能力甚至心理都对社会的安定起着莫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医疗卫生水平和营养水平。



如果人为要素在人均寿命上起的不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是坏的影响,那么这个世界也有可能在未来的100年里,人均寿命又恢复到40岁或者更少。《2006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日本与北非的摩纳哥、南欧的圣马力诺三国,以人均寿命82岁并列第一。美、英、法、德四国人均寿命分别为78岁、79岁、80岁、79岁,伊拉克人为55岁。全球平均寿命最短的是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只有36岁。单这个数值我们就可看到人为要素对社会安定的影响,社会安定又对人均寿命的影响了。



同样的道理也完全可以引申到经济危机这个命题中来,人为因素可以将问题最大化也可以将问题最小化。也正如同当前财经评论界对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指责一样,政府确乎需要为当前的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反之呢?如果我们的政府,如果我们本身都能够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深刻的认识,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就可以把这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最小化,把危机产生的时间间隔拉的更长久些呢?从18世纪以来经济危机的数据来看,随着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的积累丰富,随着人们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加深,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有拉长的趋势。



当然,在把人类的生产生活交易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根本的解决,因为人性主导了这一切,虽然它的初始的目的是“善”的。





经济复苏间隔时间的短长与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正相关


对于这种波长理论我始终是存疑的,我甚至认为如果朱格拉医生将他的研究排除在波



在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不仅发现经济危机发生的间隔的确有越来越趋长的倾向,同时我们也发现另一个事实是: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后,其复苏的间隔也同样不具有波长规律性,反倒与执政者的执政理论具有莫大关联,大凡对危机采取消极的放任原则的,其复苏的间隔大都不长。其典型的例证是亨利·桑顿时期,这时期亚当·斯密在英国政界是享有极高影响力的,1782年当选为大不列颠的首相的谢尔本首相和亨利·桑顿议员一直都是亚当·斯密的粉丝,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他们都喜欢咨询一下亚当·斯密的意见。而到了1981年,在危机中上台的里根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他近乎于放任和消极的治理下,危机也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反倒是,那些在应对危机时,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努力干预市场行为的,其复苏的间隔都很漫长。譬如1929年那次危机,(按照我个人的观点,1929年开始的这场危机,从萧条到繁荣,其整个复苏的间隔时间居然长达13年之久,也就是说,从1933年计算起,这场危机一直耗到1946年,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香港信报的林行止先生的呼应,他在他信报上的专栏里也提到这种结论)和1991年开始的日本危机,到今天日本也没能够完全走出失落。关于这点,《老子》一书的第45章中的一句话或许能够说明些问题:“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这个问题我预备用一个篇章来单独跟大家来谈论,那么在这里就点到一下,不再细论了。





凯恩斯主义又成显学


自去年10月以来,继美国推出一个8千亿的救市方案后,中国也予以跟进,推出了一个接近7千亿的拯救方案,如果加上地方政府予以配套的,事实上这笔预算多达2.5万亿,远较美国大得多。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这包括德国等欧洲国家。而政府采取的加大财政赤字预算、扩大公共投资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产物。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寄望于凯恩斯这剂灵丹妙药。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客,都要标榜一下自己凯恩斯主义者的身份:I am now a Keynesian。即便是世界上最右派的学者和政客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加入到了这个阵营中来,《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兰西斯·福山就是典型的例证,他们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异口同声地声明道:这次的危机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者们推动放松监管而造就的。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放任原则,满足了某些人的利益却让整个人类来背负沉重的代价。这种形势下,民粹主义者们迎合当前破产和失业对大众生活的影响,激情横溢、滔滔雄辩,而华尔街那些闯祸的大佬们,也极力争取摆脱破产的厄运而积极地配合凯恩斯学派,这些大佬们开始了难得的自我批评,自我忏悔,他们流着泪,告诉全世界的人民,他们的确曾经贪婪了,但末尾他会告诉你,他们之所以贪婪,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放任原则。坚持自由主义原则的学派也真觉得如此,而让他们无地自容,许多受凯恩斯学派直接间接影响的青年学者,对自由主义学派更持鄙视态度。



	凯恩斯的著作一贯就是以艰涩而闻名,曾经有学者明确地指出,他的文章隐晦有如乔伊斯的小说;不过,只要是细读过此翁的著作的人,大概还是知道凯氏他要表达的讯息,其实端的也很简单:他讲的第一个道理是世界是不可知的,以此推及未来亦是不可知的。正是基于此,也就决定了人类活动,特别是市场活动事实上就是一场自认为理性的感性活动,亦即主观心理活动——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是人对商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商品的稀缺性为条件。



	而这种主观性恰好是整个人类活动不稳定的根源,这种特性,引发人类行为经常出现“羊群行为”(Herd Behaviour)和非理性冲动(Animal Spirit)的决策,令我们的主观活动一步一步地将我们的标的价格推高或打压到一个远超越其“内在价值”的境地,这就让非理性繁荣和非理性萧条成为可能。



	凯恩斯也明知道这点,但经济萧条可能漫长至“政治上无法忍受”,这点让他看不过眼了,为解决这个大问题,凯恩斯早于1921年写成《或然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试图通过数学推理使“不可知”变为“可知”,以提高投资者的“测市能力”。这就如同一个人明白知道毒品的害处,但他望着一个戒毒的人为此而受的痛苦:口吐白沫、不停的痉挛……终于使他起了恻隐之心,虽然没有给戒毒者以鸦片却给了他吗啡,并且告诉他这样或许会更好些。



	其效果是可以想见的了。凯恩斯对经济久沉不起的观察是正确的,30年代的大萧条,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1952年才真正复苏,日本1990年泡沫破灭后就是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这都是显例。



	凯恩斯所担心的我也完全赞同,确乎经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衍生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当经济长期委糜不振、失业率高企、人民生活在饥寒边缘时,这一切确将为那些“偏激(极左或极右)政治”的兴起提供了温床,而为世界带来灾难。



	对内1930年代德国的例子说明3这种危险性。1928年德国经济蓬勃兴盛,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率2%,其后华尔街大崩溃拖累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欧洲首当其冲,德国无可避免备受冲击,1930年纳粹得票率增至38%,失业人数期内由200万翻二倍至600万,33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便上台执政。



	1929年开始了全球经济危机,因为美国是日本经济和外交的支柱,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后日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们来看当时的资料统计:



	1931年日本的农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工矿业生产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业者最多时则增加了70%;1931年与危机前的192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18%,出口减少47%,个人消费支出减少17%,设备投资减少31%,民营工厂工人减少18%,工人实际工资下降13%;制造业纯利润从1929年上半年的5%下降到1930年的1%;股票价格指数从1926年6月的90.5下降到1930年10月的44.6 ;1931年的农林水产业纯生产额下降到1929年的57%。1930年和1931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与1929年相比,分别减少了31%和45%,其贸易的减退率超过以往最严重的1921年。从日本解密的档案表明尽快转移国内矛盾是日本当时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经济危机“兹事体大”,凯恩斯因此认?政府不能坐视不理;1926年,他便写过一本《放任自由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对于政府调控经济,凯恩斯是早有构想的了。



	要怎样才能把经济从衰退中救活,凯恩斯最初建议货币贬值,不过,如今既非金本位,亦不是固定汇价制,是否贬值及幅度多寡,由市场决定,无须政府代劳;调降利率当然是令汇价下跌的办法,但凯恩斯认为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也非“对抗萧条”的有效工具。凯恩斯这种观点,就是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如今各国央行莫不采取松银根、宽信贷、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但可惜的是作用有限。一方面银行为求自保,对信贷条件愈收愈紧,形成变体的“流动性陷阱”;一方面“有钱人”为求“内心平安”(lulls our disquietude),倾向持有“真金白银”,这解释了何以现在存款利息近零仍有那么多钱呆存银行的原因。关于这点,他的同胞英国的另一位大学者霍特里有更好的解释,英国财政部出来的霍特里把上述的那种状态,概括为“信用僵局”,在这种状态下,降低利率不能刺激任何借贷活动。他在书里引用了英格兰的一句俚语“你可以把马拉到水边,但你不能让马喝水”来形容这种状态。



	正是这种原因,凯恩斯才强调调控经济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要工具。当经济疲软私营部门投资萎缩的时候,政府取而代之,越俎代庖,大事建设,是令经济复元的最有效手段,由于这样做对大众最有利,因此即使出现财政赤字亦在所不惜!



	他的这种只顾眼前不顾未来的作派为未来经济留下更深广的祸根。政府取代私营部门投入不足,等于以有形之手做无形之手该做的事,其漏洞百出,人人理解。众所周知,无形之手受市场的指引,因此其投资最具经济效益;有形之手该如何“出手”,由政府开会或领导人一言决定。在通常情形下,作出这种决定的动机是善意的,然而,由于没有“市场计算”,“好心做坏事”是很普遍的。这即是说,有形之手的决定,可能与市场需求脱节,即使符合市场需求,亦会因为欠效率、因循、缺创意及浪费,对经济造成更大伤害……官僚运用的是他人的钱,赢亏并无切肤之痛;而升迁制度则使他们不图创新冒险,加上他们中不少人为退休生活早打算,徇私舞弊是常态,实践已经证明政府过多的干预那一定会害多于利的。



	长期是如此了那么短期呢?凯恩斯不是短期主义者吗?凯恩斯的名句“长期而言,我们都一命呜呼了”;他认为“短期”才重要,因为生命和历史由“短期构成”(Life and history are made up of short runs)。可惜的是凯恩斯调控经济的方法,说起来头头是道,贯彻起来却也难见即时见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凯恩斯不是灵丹妙药,它谁也救不了。





凯恩斯救活过1930年代大危机是天大的误会


“但凯恩斯的方法的确救活过19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来自不同岗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都用这种论调来纠正过我。



但这也正如同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表明的那样:那是一场莫大的误会,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场弥天大谎。读读罗斯福总统的传记我们就知道,那场危机的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937~1938年之间,而这个时点,凯恩斯的那本《通论》已经出版了,他的观点已经被罗斯福所采纳了,从哪点看的出来呢?对预算的态度。



在1935年凯恩斯没有向总统先生推销他的主张以前,总统采取的是均衡预算,而到1936年后采取的却是大幅度的赤字预算,而赤字预算正是凯恩斯人为干预的精髓。但真相却是,大量的政府投资,加剧了原本已经恶化的供需结构,使得产能严重过剩,为此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1938年的美国“消费者购买力薄弱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不足陷入困境”。但罗斯福很幸运,凯恩斯也很幸运,此时二战如箭在弦,美国全力备战,大事军工生产,不但产量倍增,失业率亦从17%急降至1%强。这种情况,后来凯恩斯认为是他的理论的功效,但事实却是破窗理论的成就,因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造成大量的需求,让美国这个战争初期置身事外的国家占到了便宜,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出1929年经济危机,真相是,深陷战争的英国、法国和中国的购买力取代了美国国内那薄弱的消费力而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增强而走出困境!而后因为战争初期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让这个国家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并且通过马歇尔计划,将这些财富带到欧洲进行大量投资,而同时美国国内因为财富分配而产生的巨大消费力,又将这些投资带来的产出予以毫不客气的消化。事实上自1998年以来,作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两架马车的中美,不过是将二战后美国与欧洲经济互动的戏码重新上演了一次而已。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也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严格地遵照凯恩斯路线,采取大量大幅度的赤字预算,扩大公共支出,通过零利率等手段来干预需求面,但成绩却乏善可陈,日本为此失落了10年。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凯恩斯救不了谁!其实,现在大家之所以膜拜凯恩斯,原因是基于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就象中国台湾,或许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国民党有什么好感,而只是因为人们对民进党彻底失望,当人们所能够做的只有二选一时,那么只好选一个自认为不那么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