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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文库精选辑:细分小切口看近代中国史(套装5册)(红雨, 州县官的银两, 君主与大臣,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 严复与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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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2020
Nəşriyyat: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il:
chinese
Fa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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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Di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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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修订版)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985~1949





目录

版权页

序

导论

第一章 暴力的社会生态 人 口

战利品

中心与边缘

城镇和乡村

常规的暴力

逃跑新娘的案例

抗 争

国家暴力



第二章 明王 蒙古统治下的麻城

红巾军

宗教、阶级和民族

逃 难



第三章 繁荣时代 农业商品化

宗族的发展

邹来学对儿子的忠告

功名与做官



第四章 异端 麻城走上中心舞台

梅国桢和1570年税收改革

耿定向与黄安县的设立

周氏兄弟与龙湖

李贽来到麻城

李贽与麻城的宗族争斗

李贽与明王朝衰落



第五章 在虎口之中 奴 役

梅之焕与麻城的东林党运动

奴仆叛乱

梅之焕归乡

筑城防御

蕲黄四十八寨联盟



第六章 灭绝 汤志和乡村自保会

改朝换代

联盟的复兴

效忠与地方主义

改朝换代与个人解放



第七章 东山叛乱 麻城家族捱过征服年代

刘君孚会见于成龙

保甲、民团和山寨

东山的多事之秋

阶级战争

作为记忆与历史的东山叛乱



第八章 天国 学术复兴

“盛世”中的麻城

余雅祥、胡林翼与鄂军

肃 清

焦 土

全面军事化

叛乱中的叛乱

重建与纪念



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麻城作为边缘地带

改 良

政权更替

谘议局里的谋杀

夏斗寅的崛起

混 乱



第十章 鼎沸 经济崩溃

激进的一代

政治夺权

全面军事化

激进分子夺权



第十一章 幼稚 夏斗寅返回家乡

性别之战

对激进一代的再教育

黄麻起义



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地方自治的间奏

清 乡

麻城的“新生活”

游击战争与鄂豫皖苏区的兴起

围 剿

清 算

被遗弃的麻城



结论

缩略语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页码为原版书页码)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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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美)罗威廉著;李里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2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ISBN 978-7-300-18318-3

Ⅰ.①红…Ⅱ.①罗…②李…Ⅲ.①麻城市-地方史-研究Ⅳ.①K29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5593号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 价 69.00元





序


从西南方向的湖北省会向麻城进发,游客们首先会遇到一座蓝色的拱门,上面写着“麻城欢迎您”。这时候路况迅速好转,道路两侧的店铺可以提供种种便利。人们的穿着比一路上其他地区更加光鲜,也不再有什么家畜挤在马路上。游客们很快会看到另一座拱门,写着湖北省金针科技园。县城又大又新,干净整洁。这里有一座三星级酒店,提供各种中、英文导览手册。大多数地方的居民,看起来都像是闲适的中产阶级。环绕县城的乡村地区,也点缀着新建的砖房,屋边停着摩托车,表明这里的农业发达(尽管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人们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政府热情周到,居民干劲十足。这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功故事。

当笔者于1970年代初开始学术生涯时,我很清楚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焦点在于乡村。人们假定中国缺乏重要的本土城市传统,直到这一传统被西方引入。学者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这两个问题似乎都需要对乡村传统和农业历史做深入而广泛的分析。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对我来说,一位有抱负的学者可做的最新颖、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细致地考察一个中国大城市的历史。那正是我所要做的。尽管如此,随后的三十年里,情况似乎倒过来了。在全球化语境中,商业经济在中国高度繁荣,“文化研究”在学界大获全胜,历史学家们越来越聚焦于中国城市史,尤其是20世纪初期大都市的文化史,他们含蓄地假设,后毛泽东时代的变迁模式和文化选择可以从这一时期得到最好的探讨。除了宏观比较政治经济分析这一重要的例外,乡村史似乎已经大半失宠了。因此,作为一名坚定的特立独行者,我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转向显然属于中国乡村地区、甚至边缘地区的地方史。这是一种自我下放。

和中国上一代的知识青年一样,我靠着很多人帮助才在学术道路上幸存下来。其中首先包括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同事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她仔细阅读全部初稿并改正了许多错误。我还要感谢霍普金斯大学的其他朋友,理查德·卡根(Richard Kagan)、戴维·尼仁伯格(David Nirenberg)、蔡欣怡(Kellee Tsai)、伊娃·冈萨雷斯(Eva Gonzalez)和曾媛媛(音,Yuanyuan Zeng)。我; 的研究生王笛(Di Wang)、格兰特·埃尔加(Grant Alger)、赵刚(音,Zhao Gang)、马钊(Ma Zhao)、彭娟娟(音,Peng Juanjuan)、朴世英(Saeyoung Park)和艾米·冯(Amy Feng)都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建议,并替我留意着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资料。对部分书稿惠赐评论的人还有卜正民(Timothy Brook)、毕仰高(Lucien Bianco)、孔飞力(Philip Kuhn)、玛丽·兰钦(Mary B.Rankin)、萧邦齐(Keith Schoppa)、濮德培(Peter C.Perdue)、包弼德(Peter Bol)、罗伯特·安东尼(Robert Antony)、玛丽·伊丽莎白·贝里(Mary Elizabeth Berry)、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毕克伟(Paul Pickwicz)、阿尔弗雷德·林(Alfred Lin)、伊丽莎白·辛(Elizabeth Sin)、田海(Barend ter Haar)、王汎森(Wang Fan-sen)、厄内斯特·杨(Ernest Young)、冯客(Frank Dikotter),以及我的老朋友穆里尔·贝尔(Muriel Bell)编辑。吴应(Odoric Wou)、姜进(音,Jin Jiang)、芭芭拉·佛克马(Barbara Volkmar)、陈永发(Ch'en Yung-fa)和韩晓蓉(音,Xiaorong Han)不仅给予评论,还和我分享了他们自己研究麻城地区时的印象。第五章、第七章部分内容,以前曾以《明清之际的大别山区域》为题发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感谢惠允在这里重新使用这份材料。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诸位同仁让我受惠良多,尤其是马敏、章开沅、付海晏、刘家峰、朱英、田彤和高卓南(音)教授,以及他们的几位研究生。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作为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方志办的成员,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麻城,我必须深深感谢范益中(音)副市长、麻城县方志办钟世武(音)主任,麻城县档案馆和麻城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非常博学的当地历史学者李敏女士。我还要感谢阎家河和乘马岗镇的镇长,特别是曾家湾村热情好客的曾家,他们为我访问麻城乡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家人——Jill,Josh和Sara亏欠得最多。





导论




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从前的革命盟友中国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在位于大别山区(它将长江流域与华北平原分隔开来)的麻城县,当地百姓报道了一起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突然之间一阵红雨倾盆而至。注1该县居民或许有些震惊,但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的家乡正处于一场血洗的风口浪尖,大规模的暴力狂欢夺走了当地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这样的事情绝非第一次发生。麻城人民的集体意识和地方认同中,深深铭刻着穿越过去的记忆:动乱时期一再发生的同样血腥的杀戮,以及和平时期数不清的日常暴行。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暴力注2之地。

我们将会看到,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官员和文人们,对麻城的暴力倾向有着充分的了解。西方观察家也注意到了这种倾向。例如,在1969年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中,美国政治学家小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试图研究在通往1949年共产党之最终胜利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某些地区为何比其他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革命的成长。他借助计算机所做的细致分析表明,多数情况下,在社会生态与共产主义诉求的接受程度之间确实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组织力量最强大的地方,革命最容易获得成功。但霍夫海因茨的确发现了几个例外(他称之为“温床县”),这些地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扩散和持续成功”对这个总体模式构成了挑战,他只能推断,其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因素”对暴力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助益。霍夫海因茨从中国2000多个县中辨识出8个“温床县”,其中两个就是麻城及其邻县黄安,后者在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的一部分。注3

本书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是麻城?更确切地说,我要探寻的问题是:当我们将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维埃根据地——置入极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时,中国革命看起来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更主要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区会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其延续时间之长,超越了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历程。为什么在这些地方,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似乎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选择?以相当长时期内——从14世纪蒙古人被驱逐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的7个世纪——单个小地方的经历为基础,本书希望对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暴力现象进行更广泛的探讨。我将表明: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暴力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是西方思想传统中许多作者的关注对象,包括批判性的政治思想家注4、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注5以及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家注6,这一反思性群体共同有助于我们探讨麻城的暴力。它首先提醒我们,暴力行为也许是正常的或经常的,而并非异常的。尽管暴力是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这一看法深植于当代西方文化,可在许多其他文化和大多数传统社会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关于暴力之构成要素、暴力行为之合法性的流行观点,其实是与社会历史背景相关的。而且,即使在同一背景中,关于暴力及其合法性的观念通常也存在着相互竞争,其中包括由国家将其视为犯罪行为的法律/政治观念(尽管国家本身也和私人或群体一样,惯于从事暴力活动),也包括一种或多种在流行道德观中起作用的不同理解。社会、国家和文化建立了习俗或规范,在其范围之内对暴力实践加以组织化、常规化乃至仪式化,以便抑制或引导它。面对这些习俗或规范,暴力行为可能会构成蓄意的合法性冲突,或者社会主流规范和主流话语的注脚。换言之,暴力有其表达性的一面,它是交流的媒介。暴力又是一种表演,它不仅意味着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在场,还意味着一个或多个目击者的在场。它也许会被用于明确的戏剧性目的——例如,展示被割下的头颅作为“越界的象征”注7。但即便是更平淡的暴力行为,通常也要依赖其可见性,依赖“所有卷入者都能从相关的行为和形象中至少获得某种基本共识的可能性”注8。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中国文化独特的历史运行过程中解读暴力的含意呢?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在整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实践经验中,中国和大多数人类社会一样暴力。不仅有本书中的证据,而且我们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大多数知识,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事实。与此同时,中国也和所有社会一样,设计了文化手段来驯服或抑制这种暴力实践,或者更恰当地说,来为人们提供应对其日常生活中暴力现实的工具。事实上,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其用文字表达的文化传统中(尤其是我们统称为“儒家”的文化单元),中国在谴责暴力行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共存确立为道德规范方面,要比许多其他文化传统积极得多。至少在20世纪之前,这种文本传统对于和谐、和平、礼貌的偏爱是如此一以贯之,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显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将中国历史的诸方面描述得更加平静,也许超过了它能够被证明的程度。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如下事实:这整个文本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对机制、规范的幻象,并非事实的描述。

人类学家斯蒂芬·哈雷尔(Steven Harrell)在阐述暴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之意义的出色成果中,强调了这一深刻的文化传统。哈雷尔指出:和其他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对暴力的谴责和憎恶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它“贬损军事成就的荣耀,将最高声望给予文人而不是军人,追求和谐甚于任何其他价值”。哈雷尔注意到,在童年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的儿童总会因打斗而受到惩罚,即使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侵犯者,因为他们没能坚决地共同避免冲突。注9我本人对汉语中最常用来描述我们称之为暴力的词汇做了粗略的调查——诸如暴、猛、悍、横、凶、戾、烈和某些用法中的狂、乱等字眼,以及在意义上具有细微差别的无数种组合,都为哈雷尔的观点提供了某种支持。在最常见的用法中,这些词似乎具有明确的谴责意味。“暴力”用来形容剧烈而无理性的自然力量(暴风、狂雪),野生而未驯服的动物(暴虎、暴犬、悍马),低于人类的、半开化的文化(蛮、横),以及被斥为顽固、桀骜、恶毒的个人行为和性格。这些形容词被轻蔑地用在那些不服从共同规范的社会类群身上:强盗和土匪(悍逆、暴寇),难以驾驭的下层人(暴徒),不受管教的奴隶或仆人(悍仆、悍婢),反抗给定的性别角色的女性(狂女、悍妇、悍妻),以及各种社会群体中最受鄙夷的官府吏役(暴吏、酷吏)。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的经典文本《荀子》中,暴力词汇就被借用来描述残暴的统治者和他们的政权(暴国、暴君、暴主)。注10

不过从很早的时期开始,也存在一种反向的理解方式,其用法远没有那么不近人情。勇敢、无畏、热诚正直的人会被称为悍勇或猛勇、猛士或烈士。“狂”在通常的用法中表示狂犬意义上的“疯狂”,也开始用来形容令人钦佩、具有大胆独创性的诗人、画家、哲学家。早在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就用“暴抗”来描述同时具有暴力性和正当性的政治抗争行为,这一激进用法在后世产生了许多有力的回响(暴起、暴动)。这些用法起码为如下观点打开了方便之门:至少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用文字表达的文化包含着接受暴力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文化是如何让自己接受暴力的呢?也许有很多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最近的学术文献提供了三种答案。首先,人们可能认为中国精英文化是明确反对暴力的,因而将暴力行为的偶然发生及其在特定环境中的合法化视为异常的或者(更宽容地视为)反文化的。当哈雷尔说到“真正的文人”会完全接受明确谴责暴力的正统思想,而容忍暴力则意味着其“文人”身份不充分时,他似乎倾向于这种观点。我想这里他显然是走过头了。17世纪的梅之焕(见第五章)、19世纪的余雅祥(第八章),甚至20世纪的军阀夏斗寅(第十一和十二章)等麻城本地子民的例子,都显著地证明了自觉文人身份与残酷暴力倾向之间的密切联系。

新近出现的将暴力与主流儒家文化协调起来的第二种途径,是将暴力视为中国男性特质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例如,该研究路径的先驱之一曼素恩(Susan Mann),将共有的暴力倾向(至少在某些场合)视为“男性纽带”的关键,这种纽带是帝制晚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机制。注11另一些人,例如文学史家卡姆·路易(Kam Louie),将文与武比照为理想化的中国男性的选择性模式,不过他注意到,在这一对范畴中,文“包容”着武,就像阳包容着其对立面阴。注12但是,尽管这种路径或许颇有可为,对我来说却似乎尚未形成一种真正有用的指导,以便理解暴力及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面目。

第三种途径,也是使我能接受的本书的实质,首先坦率地承认中国文化内部其实为“被许可的”暴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无论是在平民层次还是在精英层次。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出色地展示了这种暴力是如何与中国早期的主流文化相适应的。注13在最近一篇富有创见的论文中,田海(Barend ter Haar)令人信服地勾勒了直到帝制晚期和现代时期仍然被文人本身所充分认可的暴力行为的巨大范围。田海承认中国精英文化中的确存在一种“远离暴力的长期趋势”,但他坚持认为这种趋势是高度“变异”和“分化”的。精英们不会把暴力技能(例如在流血的消遣活动中)当做确定自己身份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赞成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相互关系,但是暴力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仆人、未独立的家庭成员、佃农)仍得到了文化上的充分认可,尽管最残酷的惩罚是针对那些被视为罪犯、叛乱者及其他非正常人的。注14

在帝制晚期和现代中国更广阔的大众文化中(精英们总是习惯于与之竞争,即使当他们本人也参与其间时),被认可的暴力甚至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如大批学者最近所指出的,草根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种暴力的文化。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会目睹杀鸡宰鱼等血腥行为,在令人激动的特定场合,还能看到鞭笞罪犯或残忍的公开处决。大众娱乐如斗鸡、本地年轻人之间激烈的斗殴,在某些地方还有用石头打群架的仪式化流血行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听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时常可以看到的戏剧,使暴力行为得到了美化。以动物的流血牺牲、巫师和招魂者极端暴力的表演为特征的民间宗教,强化了将暴力视为人类生存中一种自然要素的习惯。男性平民往往会在暴力行为中展示自己的威力,以图在当地获得社会地位;作为整体的村庄社区则会进行军事训练以防止外人进入——最近一位学者称之为“在持续的敌对环境中维护集体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暴力”注15。在麻城,那些环境几乎总是充满敌意的。

戴维·罗宾逊(David Robinson)着眼于与这种大众文化同时存在(并有助于其延续)的物质利益网络,描述了帝制晚期中国的“暴力经济”,这对我们解释麻城的经历很有帮助。罗宾逊说道:“非法的力量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它也是对这种秩序的重要威胁。”注16暴力不仅长期延续,事实上还全面嵌入了当地社会经济和国家行政机构。秩序的力量(地方强人和军事首领这样的“权势者”)与反秩序的力量(经常被随意贴上“土匪”的标签)共存于一种妥协达成的粗略平衡中。政权想要抑制或驯服暴力行为时当然会令人不安地依赖于前者,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个人当权者往往也会支持后者。当然,支持和平的人可以通过与自己的对手打交道维护其既得利益,这是他们自己拥有武装力量的合法理由;事实上,在不同角色边界之间有着巨大的流动性。这是国家繁荣时期的情形;而在中央权威崩溃之时,地方社会的平衡会灾难性地瓦解。

在麻城历史中,两种特定的暴力文化模式似乎尤为突出,尽管它们并非该地所独有。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英雄或武侠观念,及其更普遍、更现实的变体——好汉理想。由于这种传统作为儒家和谐传统的替代选择对底层阶级极有吸引力,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反文化,但是这种做法掩盖了这套观点对精英文化本身的影响程度之深。事实上,最近有位中国学者声称英雄观念正是文人的“千古旧梦”注17。这种修辞至少和司马迁在公元前1世纪对游侠——詹姆斯·刘(James Liu)巧妙地将该词译为“游历的骑士”,但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译作“刺客”更加准确——的歌颂一样古老,并在文学史中不绝于书,一直到当今电影里史诗般的武术情节。注18詹纳(W.J.E.Jenner)出色地表明,“硬汉”这一文化角色以最广泛的形式占据了各个时期中国儿童和青年(并不仅限于男性)的想象。帝国刑法不时想要将这种传统排除在民众接受范围之外,但从未取得多少成功。注19我们将会看到,对真正男性特质的这种认同(它对容忍暴力和惩罚暴力都有一种可敬的、浪漫的甚至有趣的渴望),在麻城县环境恶劣的高地地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它贯穿了明代后期该县著名的造访者之一冯梦龙的小说,并在该县最有争议的长期旅居者李贽所阐发的道德英雄主义观念中(尤其是在他旅居麻城期间编辑并大幅改写的小说《水浒传》中,见第四章)处于核心地位。显而易见,我们将在麻城历史上遇到的许多暴力人士,他们至少部分地在践行英雄原则。

另一种模式甚至更为基本和无处不在,它实际上使暴力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需求。这种模式就是田海所称的“魔鬼学范式”,认为世界就是田海所说的(也是我认为的)属于“中国宗教文化最古老的沉积层”,构成了中国民间宗教的一般基础。注20田海以武雅士(Arthur Wolf)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后者将中国民间信仰中的超自然存在区分为祖先、神灵和鬼魂三种类型,分别与人类社会中的某一类人相对应,当事者与之共存于特定的关系中:祖先对应于家庭;神灵对应于官员或其他上层人物;鬼魂则对应于陌生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对应于游民、乞丐、土匪、叛乱者之类的危险人群。注21田海从第三种类型中抽取出有害的含义,证明中国民间宗教建立在由这些“鬼”,或者用他更偏爱的译法——“魔鬼”,所导致的“持久而根本的暴力危险”这一基本假设之上。这些恐怖、血腥、非人却又类人的实体,有的“停留在人类文明的边缘地带,但还有许多一直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它们尤其潜伏在岔路口、桥梁下、房门口、窗户缝以及其他局促之地,但实际上它们无处不在。魔鬼热衷于吃人,尤其是人的鲜血和内脏,而且喜欢以最令人憎恶的方式将人们“吞食和碾碎”。只有精心而持久的努力才能避开它们:护身符、八卦图、象征“生命力”的红色、贴在门口的武将画像以及事实上所有的传统中医文献,都是防御武库的一部分。驱邪仪式亦然,暴力亦然。

对这些魔鬼所预示的可憎的暴力,必须同样坚决地、血腥而彻底地消灭它。魔鬼威胁无处不在,对付魔鬼也须臾不可懈怠,这为中国大众文化(在某种层面上也包括文人文化)中的暴力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合法性。注22它使得人类的暴力,正如人类所面对的魔鬼的暴力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完全“正常”的一个方面。魔鬼如此善于变化,而且总是以人类的形式(当然,通常是武雅士所认为的相应社会类别的人)出现,这为针对他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提供了特许。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暴力行为的对象(等待惩罚的罪犯、叛乱者、敌军,甚至田海所暗示的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敌人”)总是会被妖魔化,以将针对他们的血腥行为合法化。

魔鬼的威胁无处不在,在某些时刻它会尤其危险。在这种时刻需要做出特殊的反应。反应之一是由社区领袖召唤自己的神兵去反击与社区为敌的大批魔兵;当然,这些神兵本身也有魔力、因而也是危险的,但是以谦恭而娴熟的灵媒为中介,他们也许能成为人类的救星。针对魔鬼造成的危机,另一种反应是去召唤或者让自己成为消灭魔鬼的救世主,这种做法受到土匪、叛乱者等被社区疏离之人的偏爱。田海认为,这种“魔鬼学救世主传统”是和佛教宗派的千年王国传统并存的,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颇为相似,但产生于异质的宇宙观系统,后者多少有别于中国本土的民间宗教体系,前者则直接根源于此。注23在这两种危机反应方式中,杀死敌人(以人类形式出现的群魔)、发挥净化功能的暴力行为都得到了广泛而自由的认可。

本书将要讨论的麻城县,其实正是这种“魔鬼学范式”的典型代表。实际上,田海本人引用了18世纪以麻城为中心的一次叛乱,作为其论点的主要例证之一。注24人们为肃清鬼域的魔将修建寺庙、准备供品,一支神兵会在某个时候回应他们的祈求,拯救该县免遭杀戮(第一章)。地方民团、叛乱者、土匪、政党同样用红色装饰自己(红巾、红军、红枪、红卫兵)并使用祛魔的语言,例如将自己的敌人妖魔化为“阎罗”,或者像17世纪那位极其残忍、被称作“刮地王”的叛军领袖一样,以驱尽群魔为己任。此等做法,使摧毁、根除、歼灭或清算敌人的要求变得极为合乎人意。对魔鬼的战争是毫不仁慈的战争。

麻城的暴力文化是与集体记忆的运作和地方历史的实践密不可分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所有的记忆都是前兆”注25。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真实的回忆是由个人展开的,但记忆必定是在社会群体的层次上形成并指向群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会和群体的结构及关注点一起发生变化。注26个人可以使自己远离群体的集体记忆,可以批评它,但这是极其困难的;只有参加新的群体或者多个群体才有助于这么做。记忆的载体或场所,诸如文字记录、老物件和纪念碑、纪念性典礼,参与了集体记忆的建构(及其不断重构),但这一过程的发生总是与现在相关联,与当前群体的理解、态度和需要相一致。集体记忆不断地受到挑战;既然记忆是维持或质疑当下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它便具有相当活跃的政治性。这种政治的一部分就是发明虚假记忆并与准确的记忆相混杂;“社会健忘症”也是如此,也就是对过去那些不愉快、不适宜、或者看起来不合规则的现象的集体遗忘。

对哈布瓦赫和随后的作者们来说,历史与集体记忆之间有一种令人尴尬的关系。虽然有一种与记忆更相符合的“实存过的”或“实存着的”历史,可书写下来的历史常常正好与之相反。两者的目标是不同的。历史属于少数的职业专家,而记忆是更广泛的集体的财产。历史努力成为“客观的”或“真实的”,而群体记忆则无可辩驳是“主观的”。历史努力实现意义的明确性,而记忆是无限多样的。历史为线性时间中的过去提供一种“固定的”描述,试图“让过去停留在过去之中”,而记忆将过去的事件置于与现在的持续对话中。哈布瓦赫的后继者之一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将这种二分法提到了夸张的程度。历史对记忆天生怀疑,不断致力于征服或摧毁它,而且最近似乎取得了成功;诺拉说到了“历史对记忆的征服和根除”,他将这一过程与“集体记忆之宝库……农民文化”的消亡联系起来。注27

但我逐渐认识到,麻城的历史与这种两极对立适相悖谬,或至少使它复杂化了。在具有如此深厚的地方历史著述传统的文化中,文字记载的历史(即使在县级和县级以下范围)从未取代集体记忆,但总是和后者进行着活泼的对话,就像它与纪念碑、石碑、民间传说、民谣、戏剧和文学传统,以及其他无数现存的(和不断生产出来的)过去之遗迹进行对话一样。定期重修的县志、宗谱及其他文献与口述传统之间,不同文献之间,就如何理解共同的当地历史进行着持续的交流。或多或少,这些文献希望绝大多数识字的甚至不识字的当地居民成为自己的读者。最近几十年麻城涌现出大批这样的材料——高度口语化的镇区历史,带有浪漫的/与战争有关的情节和具有煽动性的例证,歌颂自己家乡(暴力)的革命历史——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绝非共产主义时代的首创。注28

所有这些地方历史著述都试图利用过去为当前服务,但始终不乏争论或抵抗。当地历史中长期充满了令人欢呼的英雄和让人鄙薄的恶棍,但这些人身份的确认总是需要商榷的。例如,李贽究竟是革命的殉道者,可鄙的社会秩序威胁者,个人自由的捍卫者,抑或只是以其存在给麻城带来荣耀的名人?过去的特定英雄行为——比如说,明清之际四十八寨的抵抗活动——究竟是中国式民族主义发端的明证,地方主义抗争的表达,抑或只是地方强人重新控制叛逆的一种手段?社会健忘症也对重构过去发挥着作用,例如,颂扬明朝末年当地人梅国桢的“平民主义”,却轻易忘记了他是该县最大的奴隶主;为李贽长期旅居该地而自豪,却淡忘了狂怒的居民是怎样粗暴地把他赶走的;纪念当地国民党支持者的北伐,却遗漏了他们带给麻城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或者当地的中共党史对令人尴尬的肃反清洗所作的巧妙处理。

在这里我仅叙述两个稳妥的例子,来说明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这种复杂互动是如何在麻城起作用的。明朝末年的叛乱者张献忠(他作为屠川的刽子手在历史演义中被人所熟知)曾数次席卷该县,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尽管他在当时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支持,但其残酷嗜血使他注定无法得到麻城历史学家,甚至其中最左倾者的赞许。然而一个当地古老的传说对张的刻画却不无同情,而且视之为当地的骄傲。这个传说和一处自然遗址联系在一起,后来被编入1993年的《麻城县志》。传说中提到,张年轻的时候在四川当马贩子。他因为盗窃而被捕,并被押送到身为麻城人的提刑按察副使陈楚产面前。这位按察使注意到张气度不凡,下令放了他。张保证日后有所报答,问陈家乡所在。按察使颇为谨慎,含糊其辞地答道,“湖广屋挂包茅树挂草,无河却有二道桥那地方”。多年以后,张的叛军占领了麻城。看到包茅和稻草像陈说的那样垂挂着,张突然涌起一种负疚感。他下令修建了一道城墙和一座祭坛,在那里供奉祭品,以纪念死去的陈按察使。这道城墙以“拜郊城”而知名,它一直是民众感伤情绪的焦点之一,直到1939年日本侵略军意识到它具有唤起当地抗争的潜能而将其摧毁。注29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不那么有名的叛乱者、麻城人鲍世荣。鲍是一位地方强人,参加了1674年的东山叛乱(第七章)。他的活动以麻城东南部山村张家畈为中心,据说为害数十年之久,发展到拥有10000人的武装。最后是清代著名的模范官员于成龙成功地组织一支队伍,以惨重的人员伤亡为代价将鲍击败。于随即下令在鲍被打败的地方树立一座石碑,以纪念该地的永久平定。这座石碑一直是对于成龙在该县卓有成效、受人爱戴的任期的纪念。但附近的另一处地方遗迹,一座曾断断续续地做过鲍的指挥部的石马厩,也作为鲍氏叛乱(它被视为激烈反抗帝国财政汲取的一种地方性行为)民间记忆的焦点留存至今。清朝末年,当地历史学家王葆心的一部半学术性畅销书,就是建立在普遍同情鲍世荣的基础上的,该书将当时的叛乱视为作者本人所处时代反满的汉人民族主义的原型而加以褒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鲍作为一场农民起义的领袖,仍以不同的方式被铭记在官方史著中。注30

本书采用的方法,是毫不掩饰的叙事史方法。就是说,我要讲述的故事,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所描述的那样,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它更加文学化而不是科学化,行文更具描述性而不是分析性,聚焦于细节和特殊之处,关注人类经历的种种复杂性。注31它是一部社会史著作——一种我仍然深深服膺的体裁,但是和更新近的文化史(本书似乎不属此列)相比,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科学史那种充满自信的结构主义方案进行了反思。和德国历史学家彼得·杰拉维奇(Peter Jelavich)一样,我承认“对结构看得越清晰,对它们嵌入其间的混乱也就看得越清晰”。为了撰写一部以中心问题(对我来说就是暴力)为线索的史著,不回避在恰当的时候进行结构主义的微观分析,但更依靠历时性叙述并将其作为组织素材的核心手段,似乎是在结构与混乱两极之间界定一个方法论中间地带的途径之一。注32

将本书称作微观历史似乎有些夸张(在本书考察的整个时期,麻城人口数以十万计),但是在当地人和外人的眼中,该县往往被界定为更宽广的中国内部的一个小地方;而且我的目标和微观史学家们一样——再现普通人的感知和生活经历,试图像彼得·珀都(Peter Perdue)最近强调的那样,去理解这些人是怎样“解释自己时代之变迁”的。注33与此同时,本书还是一部长时段的地方史,这种年鉴学派的方法曾经风行一时。本书的长时段视角使我们能够探讨如下因素的延续与变迁:生产体系、对小地区的认同、城乡关系、地方社区的团结和对外来控制的反抗、支配体系和对它的质疑、性别角色与性别关系、强制性机构、集体行动的动员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的诸话语。注34但我们的故事很难说是令年鉴派史家屡受苛责的那种“遗漏了事件的历史”,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是,因为麻城县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历史宏大叙事中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元朝末年的红巾军起义,明朝末年的白莲教起义,满人的征服,清初的三藩之乱,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国共内战。我希望读者合上本书的时候,就像我写完它时一样,能够从根本上对中国历史上这些大冲突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将当地人民联系起来,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毕竟,这是微观史和地方史被特意发展起来所要发挥的功能之一。

让我在此提供一个相对典型的例子,来说明全国性以及地方性的长期延续和变迁是如何与麻城连接在一起的。麻城人民对本县暴力现实的一种习以为常的反应是入山,即到山寨里去寻求世袭地方精英强人的保护。这种强人的典型是万人崖黄氏。面对元末极度混乱的当地局势,黄武孟于50年前后率领家人和邻居,迁入他在麻城中西部自己家乡附近悬崖上修建的一座寨子。据说最后有大量人口来到黄氏山寨寻求庇护,他因此将山寨称为万人崖。这个名字和它的变体,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成了黄氏宗族的地名。由于他在改朝换代之际的英勇行为,武孟得到明朝开国皇帝的注意,皇帝在南京的宫廷卫队中赐给他一个职位。武孟的好几代后人一直占据着这个职位,并在15世纪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随同前往。不过,一位叫黄奇的后人回到麻城,于1456年通过湖北省乡试,开始了知县生涯。在整个明代,还有另外三位万人崖黄氏后裔考中了举人,其中黄卷(第四章)于1529年成为进士,官至陕西按察使。但是,这个家族从未丢掉自己的军事特征。他们重建了悬崖边的要塞以躲避明末的叛乱者;面对晚清的太平军和捻军叛乱,他们又新建了另一个卫星山寨,以容纳为数更多的乡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血洗中,这些山寨仍被用来提供庇护。在大约七个世纪中,黄氏就这样一直充当着麻城西部零散地带的军事保护人,也曾得到过帝国的赏赐,占有相当充裕的土地,偶尔还能享受到科举成功的乐趣。注35

本书的章节安排将麻城历史放入两个很长的周期中,分别以17世纪和20世纪的两次大规模清剿为顶点。这构成了一种有用的叙事手段,但它是否暗示着更多呢?对欧洲区域社会进行长时段考察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发现了相似的多个世纪的循环,并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它们以重复性,以及因此而可能具有的可预见性。注36一位受年鉴派影响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皮埃尔 伊泰恩·魏尔(Pierre-Etienne Will),也在中国发现了由生态决定的循环,由于国家生态控制所导致的有规律摆动,这些周期与明、清两朝的时间范围高度一致。注37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也曾对中国发展和衰落的周期模式作过著名的论述,虽然他喜欢强调这种周期的区域独特性和非共时性。注38在这一点上,他挑战了人们更熟知的王朝周期模式,该模式由中国本土的历史编纂传统所形成,并得到了魏尔至少是含蓄的认可。当然,也许二者都是完全正确的。

麻城的暴力规律是在司空见惯的日常杀戮、残害和强制之上,添加了周期性的大规模屠杀事件。这些事件——本书的两个部分都以它们作结——中的两起尤其属于集体屠杀,造成了该县空前的死亡率(见第一章)。这两起事件虽因外族征服和意识形态输入等其他因素而复杂化,但究其实质,是本质相同的两类人之间仇恨不断恶化的结果:麻城那些阶级分明的富人与穷人。考虑到清王朝周期的终结并非辛亥革命(革命期间麻城仅有一人死亡)而是国共内战,认为王朝周期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县具有某种真实性,也许并不是不合情理的。我邀请读者诸君一道追随麻城历史的传奇,并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第一章 暴力的社会生态


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这道山脉将华北平原与长江中游地区分隔开来。纵贯大别山脉的五关,尤其是该县东北角的松子关和长岭关,在当地历史和帝国历史上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注39麻城是一处自然景观胜地,用19世纪一位地方官的话来说,“如画紫云之岭”。注40它还是湖北省的东北部边陲,北面与河南接壤,边界线漫长而松散;与安徽的边界线较短,但交通更加繁密。麻城和这些毗邻地区以及鄂东的黄州、蕲州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高地次区域。“积旁薄之万山”,当地历史学家王葆心在1908年写道,“左右列河环之”注41。





人 口


这一蹄形的中心高地,是中华帝国最持久稳定的地区之一。虽然有周期性的移民出入浪潮,该地却是一批相当稳定并扎根于此的人口的发源地,他们往往操一种圆润的地方口音,与毗邻各县有显著区别。注42除了偶有旅居于此的商人之外,该地族群的同质性极高。本书附录收入了关于麻城人口的官方报告。此类官方数据虽然令人怀疑,但其一般趋势并不出人意料。就是说,麻城人口稳定地增长了十倍,从明初的10万增至20世纪80年代的近100万。假定漏报人口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总体增长幅度会有所降低,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各个时期的情况并不一致。明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激增,增幅在两倍以上,这表明在帝国持续和平的时期,这个并不富庶的县份会出现怎样的人口增长。注43相反,人口显著减少的两个时期,则显示了大规模暴力对当地居民死亡和逃亡的影响。明末的人口下降(从1556年到1644年征服期间下降了25%以上)或许反映了帝国的一般趋势注44,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锐减(1923至1941年间减少了将近20%)则更具体地证实了该地区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可怕暴力。注45这两个悲惨时期,就是本书上下篇以之作结的“大屠杀”时期。

根据官方数据,1923年麻城县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29∶100,我猜测这也是此前几个世纪的大致特征。由于麻城绝不是一个拓荒者或男性旅居者为主的社会,这一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例暗示了溺杀女婴行为的高发率。(经过国共两党数十年的反溺婴运动,1964年达到了更加平衡的性别比例102∶100,上述推测似乎由此得到了证实。注46)还明确揭示了男性独身现象的高发率。奴仆制度对底层男性结婚率的强行控制(我们将会看到,这是数百年间麻城社会的一个特征),对于独身人口的长期存在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个人数众多的没有家庭纽带的男性群体,以及独特的暴力行为倾向,共同构成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所谓“光棍亚文化”注47。

麻城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是美国农学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所说的中国“长江稻麦区”的一部分。据估计,20世纪初其经济产量的80%仍然来自农业,绝大部分来自谷类作物。麻城的大部分土地不适合耕作。方志资料往往把该县描述为“40%的山区、30%的丘陵、30%的平原”,或者“70%的山、10%的水、20%的耕地”。卜凯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该县总计4531平方公里土地中,只有790平方公里的耕地,17%的耕地比例与黄州地区是一致的,但远远低于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38%。注48不过可耕作地区总有很好的土地,土壤肥沃,并得到充足雨水和山溪泉流的良好灌溉。例如,清朝地方官在17世纪的原始调查中登记了麻城约一百万亩可征税的农田,其中近四分之三属于一级稻田。注49当地气候往往风调雨顺,温度适宜,四季分明,常有大量降雪,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间很长,最好的耕地可以种两季作物。县志中不乏干旱、洪水、大风雪之类的记载,而且往往伴随着歉收、饥馑和瘟疫,但其频率和程度并未超出华中地区的总体情况;事实上,麻城在历史上更多地不是制造难民,而是从农业匮乏地区接受难民(通常是穿过山区而来的豫南难民)。注50当地作家(无疑是精英)总是把本县描述为一块丰饶富庶之地、欢乐之地(乐壤或乐土),只要能将暴力和混乱拒之门外。注51





战利品


但是毫无疑问,由于该县在帝国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中心地位,战争常常是难以避免的。整个黄州地区是长江流域东西部交通的关键接合点(这是中国现代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在长江显示出作为现代交通动脉的重要意义之前一千年,麻城县及其山脉关隘已经是连接北方和南方的要冲。它从未失去过这种战略中心地位,即便是在技术和人口变化使东西向的水运贸易超过了南北向的陆上交通之后。每逢中央控制完全失效的乱世,麻城总会变成战利品。用帝制晚期的说法,它是一处兵冲或严邑,用现代白话来说则是兵家必争之地。注52自远古以来,每逢朝代衰落之际,它都会面临外部的入侵,而且如王葆心立刻补充的,常常还伴随着内部的叛乱。注53面对着西周时代的城墙遗迹,麻城人民很难不知晓该县的血腥历史。的确,麻城几乎所有的地方志都会从该县的军事历史说起,首先是1535年熊吉的记载:

然崇山大川,重关复壁,天限南北。三国六朝晚唐季宋,是为形势必争之区,如[三国]满宠之所度,陆逊之所筑,[晋]石虎庾亮之所争,毛宝樊峻之所效死,[唐]吴少阳之所窃夺,李道古之所扼隘,[蒙古征服时期]阿海张柔之所觊觎,李埴夏阳之所防截,胡氏真氏之所经画,分合荡析殆无宁日,元气方复,疥疡迭乘,救死不赡,虽有名世之英、山泽之癯,谁则书之。注54

在当地人的意识中,最让人铭记在心的英雄传说,正是使该县得名“麻城”的那一个。东晋时期(317—420),亚洲内陆一个叫麻秋的将军在朝中野心家石虎手下任职,他占据着今天麻城所在的地方。为了巩固这一有利阵地,他责令当地百姓修建一座令人畏惧的城池。他急于完成这项工程,让人们彻夜劳作,只有在每天早上公鸡打鸣、小鸡尖叫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回家看望亲人。根据传说,麻秋的女儿麻姑同情这些人,学会了鸟语。一天夜里,拂晓还远未到来,她模仿打鸣的公鸡,接着全县的公鸡和小鸡都叫了起来,工人们早早地回家睡觉了。她的父亲发现这个花招后暴跳如雷,麻姑只好逃进了一个山洞。她在那里修习道家炼金之术,最终在麻城县去世后成仙。注55她得道升天的地方麻姑仙洞,至今仍是麻城人珍视的地标。几个世纪里前来造访的当地诗人、先后记述其重要意义的方志编纂者,都颂扬了麻姑神话所蕴涵的种种抗争叙事:爱国主义者对蛮族侵略的抗争,和平主义者对军事征服的抗争,地方主义者对中央政令的抗争,以及普通民众对精英侵夺的抗争。注56





麻姑仙洞,作者摄。

但麻城不仅仅是全国范围内军阀的战利品(他们常常穿过东北的关口或西南的河流席卷而去),它还见证了更具地方色彩的长期战斗。麻城漫长的北部边界位于大别山脉的中心,对大规模军队构成了障碍,但对当地交通来说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已经提到该县接纳华北平原南部地区饥民的能力;关于这些多达数万人的饥民的报道,以及尽可能使之过上安宁生活的计划,成了好几个世纪当地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注57大别山非但不能庇护麻城,反倒是掠夺的通道、抢劫者的避风港。如1920年的《湖北通志》所说:“豫南汝宁、光州、南阳一带民性狂悍,当地无赖成帮结派,劫掠敲诈。”注58我们将看到,这些来自河南的掠夺者是对麻城和平的一种(常常是毁灭性的)侵扰。他们通常是自己为了掠夺财物而来,但也时常会应某一党派之请穿越省界,卷入该县本地的暴力行为。这种事件不一定是单向的,早期共产主义活动家王树声坦承,他的麻城同胞可能也经常翻越大山,到光山和商城县进行劫掠:“[湖北]农民[把河南]当作外国,到了那里就会为所欲为。”注59大别山两侧的居民,总是彼此怀着恐惧、敌意和蔑视。





中心与边缘


我们不妨把麻城县地图方便地想象成呈45度夹角放置的一片树叶,茎在西南(指向武汉),尖(松子关)在东北。树叶的中心是平地,边缘是山脉,大别山位于北边和西北边,东山位于东边和东南边。叶脉是水道,支流似树枝一般汇入主脉举水。主要萃取点宋埠镇位于叶茎附近,县城座落在叶片中心许多支流的交汇处。这样,麻城按照自然和人为生态被分成三个界限清晰的地带——也就是“树叶”的茎干和中心,以及两侧的边缘地带。明代伊始,中央权威试图以一个人造扇形为基础,把该县分成四个乡——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但是到1475年,他们开始承认需要调整这一行政结构以适应当地生态,将四乡中的一个并入其余三乡:麻城中部和西南部(仙居乡)、多山的北部和西北部(太平乡)以及东部和东南部丘陵地带(亭川乡)。注60

麻城中部和西南部,即仙居乡,从任何角度看都是该县的中心。它拥有该县最高的人口密度(1795年约占总人口的44%,面积却远远不到三分之一)和行政密度(不仅有知县、县丞、乡镇行政人员,还占有清代124个区中的大约44%)。注61这个地区拥有最肥沃的耕地,位于通常被称为“关厢”(意思是城市边缘的房屋)的中心平原,以及使该县通往西南的丰饶河谷。这一富饶、常绿的地区大多一年两熟,普遍种植水稻,直至明代中叶的棉花革命将稻田挤到点缀在平原中的丘陵上。丝绸、小麦、蔬菜的产量也很丰富。我们将看到,这块中心低地是麻城最富有的地主、最成功的士绅、最强大的宗族的发源地,但它也因包括佃农在内的普通居民的舒适生活而广为人知。注62



繁荣的山村,麻城中部阎家河区。作者摄。

这一中心地区还拥有该县绝大部分的批发商业,以及最大的集镇和城市。注63麻城县城直到元代才形成,但到本书考察时段之初,已完全成为麻城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部分士绅精英的家乡以及该县精心编织的宗族网络的焦点;而且作为肥沃的中心平原与西南河谷的联结点,这里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码头区曾有活跃的水上交通,到我们考察时段结束之时,拥有将近600家店铺和大约30000人口。中心平原的东部边缘是阎家河,一个在19世纪中期拥有100多家店铺的富裕集镇,它是山区居民把低地产品交易到东部地区的中介。麻城南部的类似角色是由通常被视为东山门户的白果镇扮演的。白果比阎家河还要富有,它从整个鄂东地区买卖商品,容纳了来自湖北各县以及河南、安徽的商人,到明代中期,已经在棉纺织和金属加工领域形成了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注64

不过,麻城市镇最密集的地方是举水沿岸,这条河使县城轻而易举地与武汉——长江中游的大贸易中心汉口和更大区域的行政及文化中心武昌——直接联系起来。举水各支流将麻城县的西部和中部连为一体,并在长江中游与华北平原之间的跨地区贸易中占据了最大份额。如知县郭庆华在1882年所说,水路沿岸的利润“为楚地之首”注65。被当地人称为“三大集”的市镇位于县城和该县西南角的河流出口之间,在举水沿岸紧密地排成一行。这些市镇都很繁荣,到19世纪都由当地商人出资建起了围墙。从武汉进入该县,首先会经过岐亭。岐亭是帝制中期该县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在元代时失去了行政地位,但1526年又有所回升,被指定为黄州一个区的所在地。该镇直到19世纪仍是跨县贸易的中心,但是1934年国民政府修建跨举水河谷的机动车道时绕过了此地,加速了它长期以来的经济衰败步伐。在前往麻城的途中溯流而上,座落着中馆驿。如其名称所示,该镇最初是帝国邮差的驿站,但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迅速增强,到本书考察时段的末期,已有超过300家店铺。

但和位于它们之间的集市——麻城县最大的市镇宋埠——相比,岐亭和中馆驿都相形见绌。整个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宋埠无疑都是麻城最具开放性的地方,拥有各种旅居商人的同业公会。麻城县城由富有的本县士绅统治,宋埠则由旅居者和本县散居外地的商人所控制。宋埠被称为小汉口和武汉门户,明清时期45种主要贸易物资都从这里用船运往遍布华中和华北地区的各目的地。1909年,英商和记蛋厂在宋埠设立办事处,购买鸡蛋运往汉口,加工成蛋粉,再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糖果店。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接踵而至。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宋埠据称已有近800家商业企业,有的规模相当可观。

被委婉地称作太平镇的麻城县北半部,本不该有那么大的差别——它是仙居中心地区的外围。这里是真正的大别山区,人口密度低于麻城其他地区,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土匪的巢穴和主要受害地区。强大的军阀对该县的周期性扫荡会让各地遭殃(他们经常围攻县城),但太平镇往往首当其冲而且受害最深。这个地区大致是山区和丘陵参半,基本上没有平原地带,大部分土地无法耕作。最主要的生计是农业(迟至1984年,乘马岗区还只有1.5%的人口不是农民),也有部分牧业、渔业和林业,但手工业几乎不存在。直到今天,这块边缘丛林地带上的农业基本上仍是糊口型的。充足的雨水允许在梯田里种旱稻,还有小米、芝麻,以及在16世纪和美洲稻同时引进的花生。占有农田几乎无利可图,所以毫不奇怪,地主所有制的规模比南部小得多;但已有的地主对向下层流动总是很恐惧,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掠夺性。注66

由于商业化程度长期较低,麻城北部乡镇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市镇规模很小,几乎完全依靠当地零售市场和少量跨越省界的短途小型贸易;即使在今天反复出现的“乡村工业化”运动之下,其人口也很少超过1000。这些市镇自西向东包括顺河集、乘马岗、黄土岗、福田河、三河口。在地方市场体系这一层级有很强的社区认同,但这种认同很少超出社区之外。例如,福田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戏曲类型,据当地人说起源于唐代,其表演从经过该地双庙关的跨省运输中受到启发,让一个花旦沿着山路,肩上挑着花篮,停下来用挑逗性的韵文和两个丑角对话。注671920—1930年,乘马岗和顺河集一带涌现了大量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仅乘马岗就出了至少2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很显然,当地的市场纽带对于人们投身革命运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麻城东部和东南部山区(亭川乡)被中间的山脊(被称为“麻城屋脊”)与该县其他部分截然分开。山脊的最高处是龟山,位于白果镇以东约60里。龟山是战国时期吴、楚两国间的著名战场,也是1234年蒙古人首次入侵时南宋官员的避难之所。龟山山脉海拔超过1000米,形成一道天然分水岭,流经东部的亭川乡并将其主要市镇(木子店、张家畈、盐田河)连接起来的河流,没有像麻城县其他河流那样向西汇入举水,而是向东南方进入罗田和黄冈。注68这个三县交汇之地,是所谓东山地区的核心。

东山属丘陵地带(只有15%~20%的平地),人烟稀少。注69直到今天,豹、狼、獾、野猪还在山上游荡,打猎一直在当地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山长期以来还是佛教和道教隐士们青睐的漫游之所。但是,这里虽然弥漫着荒凉的气息,却并不格外贫穷。松树、竹子及其他林业产品提供了充足的生计来源,还有兽皮、桐油和种类繁多的药草。主要作物是稻谷、小米和栗子,养蚕和种茶也大大增加了当地的财富。很早就有的木材和榨油作坊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木子店规模不大,迟至20世纪90年代商店数目也不超过50个,但它是通往罗田、鄂东以及安徽、豫东南的重要驿站。它曾多次被从松子关或长岭关席卷而去的匪帮、叛乱者或逃兵占领,敲诈勒索。注70镇上主要的佛寺定惠寺,在某种程度上是动荡的东山北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东山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神经中枢。

东山是和北边的大别山区完全不同类型的边缘地带。东山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麻城县,而且我们的故事将表明,它对全县政治和军事控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它从未真正成为中心低地的附属品。相反,这个地区具有强烈的个人认同和社区团结,与该县其他地区相比尤其如此。这种自治欲望在暴力中表达得最为典型:武汉大学的历史学家、东山当地人王葆心,在1908年自豪地写到,其家乡民风强勇,东山人以武抗为乡俗。注71包括历届国家政权在内的外来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几个世纪以来,“东山叛乱”或“东山贼”之类的说法已经成为官方话语中的常用语。注72

晚明时期有一首打油诗,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不同地区的麻城人的刻板印象。县城及周围平原地带的居民文雅而有教养(修),出仕为官(达)。西南部的商人聪明(巧),四处游历(游)。比较而言,东山的居民生活能够自给自足(足),却又老实憨厚(朴)。大别山西部(乘马岗和顺河集)的不幸居民穷困潦倒(贫),只有靠狡诈的伎俩(狡)而生存。注7320世纪初的一首民谣,更直接地把每个地区简化为一个象征性形象:中心地区是文章,西南商业地区是经商,东山是田庄,而大别山区,唉,是酒浆。注74【译者按,本段意译。】

这些成见背后,显然蕴涵着地区之间的竞争甚至相互蔑视。仅举一例,17世纪70年代反清复明主义者对某些东山强人的鼓动之辞,被中心地区更文雅的(和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文人学士斥为该地冲动小人物(小蠢)的鲁莽之举。注75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态度你来我往,为麻城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挥之不去的紧张潜流。





城镇和乡村


这种动力掩盖着该县长期存在的另一种张力——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张力,二者交互作用。乡村与该县主要城镇中心之间的相互敌意是一种地方病,它在麻城市最为显著,但在宋埠、中馆驿、岐亭和白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个程式里,“乡村”或许有理由把乡村精英(乡绅)也包括在内,而不仅仅是他们更贫穷的邻居。有很多因素胁迫和激发着乡村对这些哪怕规模不大的城镇的怨恨之情。它们毫无疑问是该县最富有的地主和商人的所在地,这些人在当地被称作城内士绅。中心城镇还是该县大部分食物储备的仓库,所以总在匮乏时期成为目标。在经济困厄之时,城里人承受的痛苦显然没有农民那么严重和直接。注76到19世纪,这些市镇每一个都筑起了围墙,挖掘了护城河,其中麻城和岐亭是由政府、其他各地则是由定居于此的商业精英发起的。实际上,这个极其显著的成就对于乡村百姓来说,或许是一种矛盾的福祉;就像1573年大规模重建麻城县城一样,修建这些城墙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往往完全来自乡村,但这样的劳动也可能是政府在歉收时节为饥饿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的一种方式。注77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城镇(尤其是麻城,但偶尔也包括其他城镇)是国家政权在当地的代理人的居所。它们是政府国库和法庭的所在地,是该县评估和征收税款的地方,也伴随着(我们将看到)可能引起的各种怨恨。它们是政府军队的来源地——不仅是在和平时期维持乡村治安,由知县、同知和县丞率领的小股部队的来源地,更重要的是在动乱时期充当更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基础。我们将会看到,麻城历史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统治者守卫筑有围墙的城市,而将乡村留给自己的敌人,或者确切地说,在撤到城里之前采取措施防范对乡村的大肆抢劫(清野)。这意味着要全面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例如,1858年麻城知县致书湖北巡抚胡林翼,询问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该如何处理粮食供给问题时,胡的答复残忍而直率:“至城守以积储米粮为第一,城中各富户租谷,应勒限搬入城内。”注78(而不是留在或运往乡村救济乡民。)不仅如此,从蒙古人到国民党的历届政权,总是将中心和西南地区的城镇当做根据地,借以“肃清”该县边缘地区骄横的反叛者。

所有这些因素还使得城镇成为乡村袭击的首要目标,这也是麻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主题。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出现时,中心平原和举水河谷的精英会大批涌入城镇避难。他们在那里为乡村民众是否可以信赖而烦躁不安。自己的佃农会不会逃亡而让土地抛荒?他们会不会成群涌向城镇?或者他们会不会转向叛乱者那一边?面对外来的武力,乡村民众究竟是精英们可以信赖的同胞,还是敌人的“内应”?负责麻城防务的帝国官员一再报告了这些被围困的城镇和城郊精英的恐慌情绪。注79也许没有人比孟广澎更好地表达了这种心态,他是出生于当地的一位全国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应国民党县政府之邀为1935年的县志撰写了序言。孟回顾他所看到的历史教训,识别出了一种重复出现的事变模式:由失学年少者和无业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从该县的山区沿界向下流窜,给正直而富有的平原居民带来难以形容的灾难。注80

但凑巧的是,麻城县乡村—城市或者中心—边缘的动力机制还要复杂得多。麻城人文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动乱时期存在着驻扎精英、掌握财富和拥有食物补给的一种有围墙的安全避风港,它们在帝制晚期发展迅速,这就是寨或堡。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会详加论述。这些筑有工事的乡村居住区,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在社会动乱时期独自盘踞在城市中心的官员和文人精英的传统习惯。这并不是说麻城的主要城市和集镇没有受到围攻——它们确实经常被围攻。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城市显贵们在极端的情况下其实会放弃城市,藏身于一处山区堡垒,就像1234年该县遭到蒙古人蹂躏时南宋县令所做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乡村叛乱者们控制了他们所夺取的城市,却又陷于朝廷官员和堡寨精英的联合围困之中。它还意味着,来自麻城某一边缘地区(最典型的是东山丘陵地区)的乡村强人并未被排除在以县城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的防御事务之外,反而或应邀或主动地实际负责这类事务。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种复杂的机制。





常规的暴力


本书的历史叙事难免会突出麻城县大规模暴力的间歇爆发。的确,历史学家不能不被该地(它在其他方面并无独特之处)非同寻常的狂暴、凶残以及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社会动荡时卷入血腥冲突的人口规模所打动。但对这些时刻,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日常状态,强调这些更大的“爆发”是怎样嵌入麻城人文生态的——暴力在这种生态中普遍、持续、常规地存在着。如晚明的造访者王世贞所写的那样,该地乡俗暴戾好斗,目无法纪。注81

我们已经看到,麻城县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长期存在的祸害是通常所称的土匪。土匪从未真正离开麻城的丘陵地区,但当地文献中的大量报道揭示了其规模和强度的消长。考虑到整个中国历史更大规模的动乱模式,这些趋势并不令人惊讶。注82我们在明代中期(15世纪70年代)首次看到定期活动的麻城土匪,到两个世纪后的17世纪70年代,他们在清朝统一过程中仍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当地文献总是抱怨政府官员和乡村士绅在土匪活动中串通一气,这证实了大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的发现,即至少到19世纪,精英的庇护对于巩固帝国的“暴力经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注83

1673年镇守岐亭的清初“模范官员”于成龙,想出了一个极其果断的办法来识别并摧毁这些庇护网络。他直接派自己的部队抓来了九个有土匪嫌疑的人,然后召集当地文人开会,问是否有人愿意在于面前为任何嫌犯担保。只有两人得到了担保。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下来于有条件地释放了剩下的七人,派他们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镇压该县其他土匪的活动。注84

和明代相比,土匪在“盛清”时期显得异常沉默,这有力地证明了王朝鼎盛时期的治安权力,特别是(我们将看到)这种权力在地方上的执行。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我们又开始听到定期活动的土匪,这一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迅速蔓延并日益严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还不得不从位于麻城、黄安边界的指挥部发起异常坚决而持久的“剿匪斗争”注85。

土匪蹂躏该县,时常对农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他们毁损交通,使该县商业凋敝;贩卖私盐(虽然出人意料,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边缘地区卷入了卖淫、鸦片及其他营生);绑架当地精英,勒索赎金;焚烧当地寺庙。掠夺者常常翻越大别山席卷此地(如我们所见,有时多达数万人),抢劫乘马岗这样的北部市镇。但土匪也会劫掠并不时占领更发达的南部城镇——宋埠、岐亭和白果。1512年,他们占据了县城。1927年春,麻城和黄安被统一战线的革命军占领,他们再次包围了这两座县城。1926年,在最大胆的一次行动中,两名当地土匪被叛变军阀袁英任命为联团营长,司令部设在该县孤儿院(并将其资产据为己有),连续数月有系统地向县政府、当地商人和乡镇“自治”组织勒索财物;县自治局领袖江化龙(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士绅英雄)奋起抵抗,结果和他的儿子一起被绑架、杀害。注86

这些土匪到底是什么人?明朝将军、出色的剿匪者梅国桢在1590年说道,其家乡麻城的农民擅长于在紧急关头变身盗匪以度过匮乏时期。注87但更严重的匪患来自职业土匪。在过去的千年间,不计其数的职业匪帮都是大别山区(包括河南和湖北两边)——某种程度上也是东山地区——的地方病。在骚乱时期他们的队伍会膨胀,例如在14世纪70年代、17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以及民国初期,被打败的反朝廷叛军残部都会加入其中,此外还有军阀部队的散兵游勇(溃兵)。这些部队与当地民团和互助结社(会)——如红枪会——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我们回头再讨论它。注88

国家政权及觊觎政权者都会在其公开通告和内部文件中,把拥有武装的政治对手指称为“土匪”,这就使对土匪进行社会分析变得更复杂了。清王朝的征服者和统治者在麻城经常这么做。清代文献使用“土匪”或其变体“土贼”,通常是指职业歹徒,但有时也指忠于明朝的不合作者或叛乱者。“盗”不仅用来指强盗团伙,也用来指叛乱的佃仆甚或明朝的残部。注89

后来的国民党政权当然也学会了这种做法,娴熟地将意识形态对手诽谤为纯粹的罪犯——“共匪”。(麻城的共产党人也如法炮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中把忠于国民党的人归入应“剿”之“匪”的行列。)大别山区的共产党武装中确实有真正的土匪,并和其他土匪结成松散的联盟,但我们将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紧张而并不融洽。注90麻城国民党当局的确花费了大量精力,与根本不是共产党人的“土匪”作战。官方话语有时揭示了这种差别,有时又忽略了它。注91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地方文献在描述最近的历史时,提到“匪患”逐渐让位于“赤祸”,“赤匪”危机超过了“土匪”危机——但二者都不彻底。注92阅读这些文献并想象自己处在保守的地方精英的位置上(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努力保护当地社会免受动乱力量的侵害),我们就有可能理解,后来国民党“共匪”修辞的根源不仅仅是轻蔑的政治宣传。至少从当地人的角度来看,把共产党游击队简单地看做困扰该县的一长串土匪中的又一群,是合情合理的。

长期存在的土匪威胁,是麻城社会渐进而长期的军事化进程中最基本的要素,这将是本书的首要主题。但地方文化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制度的反应。梅国桢和他的侄子梅之焕等当地英雄,以及穆炜、于成龙等地方官员,因为他们血腥的剿匪运动而被颂扬了好几个世纪。将土匪视为经常存在的魔鬼威胁的化身这一普遍观念,使这种暴力被合法化了,许多匪徒自身的立场则强化了这种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驱魔的神灵,例如供奉在县城岳王庙的武穆岳王、供奉在七里山梅氏故里惠云庵的东岳神,不断被用来保护该县免受恶魔般土匪的伤害。注93

毫不奇怪,土匪也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大量出现。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与李忠素有关,他是清初一个非常富有的士绅家庭的后代。李在孩提时代被土匪绑架以勒索赎金,却自己加入匪帮,变成了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射手。他还写过关于土匪生活之乐趣的诗歌,尚书龚芝麓被这首诗和诗中流露出的威武勇气深深打动,让李在平定台湾郑成功政权的军队中担任军官。注94另一个当地传说更揭示了麻城人民面对土匪的长期威胁时所体现出的黑色幽默。这个故事讽刺了15世纪中期的文人刘仲普,一天晚上闯进他家院子的土匪叫醒他,让他交出贵重物品。他说自己唯一真正值钱的就是他妻子的珠宝,并把它们交给了这些人。他们收下珠宝后离去了,警告刘不要告诉任何人(也就是官府)他们来过。几天后,刘的妻子发现珠宝不见了,问刘是否知道失窃之事。他回答说:很抱歉,但我答应过不说的。注95

麻城的地方性暴力远不仅限于来自土匪的威胁。火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数目庞大。最晚到17世纪,东山和大别山高地的猎户已经普遍配有欧式火枪(鸟枪),他们也会警觉地将其用于人类目标。注96 每当该县遇到外部威胁,当地的守卫部队就会将更重的武器运进来,其中包括明朝末期梅之焕从甘肃和赣南带来的大炮。注97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该县的火器数量出现了实质性增长。在重建时期,县城和超过六个市镇都建起了军火库,其目的据称是要控制散落的武器,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清末的土匪拥有数以百计的步枪。到民国初期,用1935年县志中的自豪说法,文明进步带来了新型的高科技武器,各种类型的战士现在都携有自动武器。县志记载了掌握在亲政府民团手中的1388件自动武器,但承认这只是该县实际数量的一小部分。注98这些数目庞大的武器一旦运进麻城,大多都会留在这里,供落入其手的任何派别使用。

但是,如果说枪是当地生活中的一个外来主题,那么更深地植根于麻城社会结构中的则是武术,尤其是拳术。就像同知于成龙在17世纪70年代所写,将麻城和毗邻东山的罗田县相比,“两县文武格局殊异,罗田以文胜,麻城以武胜”注99。【译者按,查原文并无此语,系意译。】修习少林、武当和近六种当地其他拳术的学校和结拜组织(会)遍布全县。这些会社的成员(会友)又分散到大别山区的邻近各县,元明清时代形成的几个更大的麻城人聚居地,创办自己的学校,使他们的家乡获得了全国武术中心的声望。该县武功名获得者多半也是如此:麻城在明代出的61名、清代出的76名武举人,几乎全都来自某所拳术学校。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即使火器在乡村泛滥,当地人对肉搏格斗术的热忱反而更加高涨。注100

明清时期,麻城因民风好斗而全国出名。这种争斗通常是非暴力的,但仍具有很强的报复性,其方式之一是民事诉讼。如16世纪初一位观察者所说:

楚俗谲诡而好讼,动抵谰词相报怨,其所株染以百数,经岁莫可竟案,麻城为最……注101

麻城一起涉及谋杀指控的独特案件,以贞妇传说的形式广为传颂,并被写入了《明史》。某位李姓妇女嫁给麻城本地出生的官员王宠麟【译者按,原文误为Wang Longlin】。王死后,他的尸体被带回家中,忠实的妻子绝食了四十天,变得奄奄一息。当地人认为她确实已经死了,把她放进棺材等待下葬。同族一位被撤职的地方官员,觊觎本该由王前妻之子继承的财产。为了剥夺其继承权,他散布谣言说这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继母。李氏棺木下葬时,一群人在这位族人的煽动下聚集起来,喊叫“杀母!”但李氏在棺材里说道:“已知汝辈计必出此也!”人们羞愧四散,儿子得到了应得的遗产,李氏也平静地断了气。注102

另一个麻城传说与一起真实的谋杀案有关,它在《狄公案》之类的断案故事中声名远扬。滕兆是一位因擅长断案而知名的当地官员。在1416年担任黄州知府期间,他遇到了一桩麻城士兵被谋杀的可疑案件。虽然滕知道谋杀者是谁,但因为尸体没有找到而无法对罪犯进行审判。他决定到麻城的城隍庙住一晚上,寻求神启。他在半夜突然被惊醒,看见一只老鼠跑到庙里来,围着他的小床转了几圈,然后冲出门外,钻进了附近的一个池塘。早上,知府下令在老鼠跳进去的地方挖掘池塘,千真万确,士兵的尸体被找到了。注103





逃跑新娘的案例


在麻城这样由宗族统治的地方社会,家族群体间的冲突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晚明时期该县占据文武官职的望族之一梅氏,与自己的邻居发生了长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冲突对象是身为哲学家和官员的耿氏家族。注104在习惯使用暴力的居民中,敌对家族群体的暴力资源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例如在1628年,比邻而居的胡氏家族和田氏家族卷入一连串谋杀官司,最终引起了明朝廷的注意。注105

但麻城最著名的家族冲突是在涂氏和杨氏之间,从18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延续了十多年,并成为当地民间传说的素材。注106不仅如此,18世纪的诗人袁枚将其作为一篇“纪实小说”进行改写注107,直到1996年畅销杂志《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注108又连载了这个故事,这一事件强化了麻城地方宗族在全国读者中广为接受的粗野形象,正如福克纳(Faulkner)在《斯诺普斯三部曲》(Snopes Trilogy)中对密西西比乡民的嘲讽性描述影响了后来的城市文人读者。

袁枚的说法如下:麻城一位殷实农夫涂如松,娶邻家杨氏为妻。两人不和,杨氏逃回娘家。注109经劝说调停,杨氏回到涂家,但涂经常殴打她,当涂母生病时,杨氏趁机逃走。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两家间的指控和反指控随之而来。杨氏的弟弟杨五荣声称涂杀死了她。他向当地无赖赵当儿问及此事,赵诡称“固闻之”,于是杨把赵拽到衙门作证人,但知县汤应求发现给涂定谋杀罪的证据不充分。赵父前来首告其子无赖妄言,他的证词被否决,这个案子因此悬而未决。

汤知县的进一步调查表明,杨氏此前曾被送到王祖儿家当童养媳,但未来的丈夫在完婚前就死去了,她被家里重新许配。知县还发现杨氏家族的族长,生员杨同范,策划了“虎狼似的”的婚姻欺诈行为,所以开始请礼部褫夺杨的功名。他不相信杨氏已死,派胥吏四处寻访缉捕她。

事实上,年轻的杨氏从涂家逃走后又回了自己家。她母亲担心她的安全,在瞒着所有人将她藏了一个月后,决定告诉官方。但被她派去见官的儿子杨五荣很不明智,他没有去见官,而是直接找了族长杨同范。同范嗅到了从中获利的机会,说道:“我生员也,藏之,谁敢篡取者?”所以同范和五荣一道,把活生生的杨氏藏在院子里一处隐秘的复壁中。之后,他们对涂如松提出了谋杀指控。

同年年底前,一位姓黄的邻居把他夭折的孩子埋到河滩边一个很浅的墓地里。随后发洪水,孩子的尸体暴露出来,被狗刨出并吞吃了一部分。地保请汤知县前去调查,但汤因暴风雨而被迫折回。这是杨同范的又一个机会:他和杨五荣一起,谋划伪认这是杨氏的尸体。他贿赂当地仵作李荣,让他证明这尸体是一个年轻女性的,但被李一口回绝。两天后,当汤知县终于来到现场时,尸体已经完全腐烂,无法辨认。汤只好将尸体着衣入殓。

这时候,仍未得逞的杨同范发动数十名族人,带着武器袭击涂家,暴力纷争接踵而至。械斗的消息传到了驻在武昌的湖广总督迈柱那里,他命邻县广济知县高仁杰重新调查整个案件。高本人私下觊觎麻城知县的职位,想利用这个机会败坏汤知县的声誉。他召来一批腐败的衙役去寻找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和杨同范共谋指认为杨氏的尸体,并向迈柱报告说汤知县接受涂的贿赂而掩盖其谋杀罪行。迈柱信以为真,将汤知县革职,让阴险虚伪的高知县取而代之。果不其然,高被证明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冷酷无情地向被诬告谋杀的涂如松敲诈勒索,逼得他和家人想要自杀。为了让正直的仵作噤声,又秘密杀害了李荣。

随后杨和涂分别进行了一系列努力,试图证明那具尸体是或者不是杨氏的(袁枚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兴致描述了这些努力)。高宣布那具尸体就是被谋杀的杨氏,将案情报告呈送给他的上司黄州知府蒋嘉年,但知府不肯相信。蒋让一名来自邻县的仵作掘出尸体重新检验,确定这是一具男性的尸体。但高仍不罢休,他声称尸体被调包了,并将报告直接呈送总督迈柱,迈柱又赞许地转呈给皇帝。

麻城人民当然都很清楚案件中的冤情,但找不到杨氏其人作为证据,他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某天清晨,机会终于来了,邻家的一名老妪在杨家院子里发现了洒落的血迹。这是仵作李荣的血,他在那里被殴打致死。邻居恭敬地向杨同范问及此事,他不屑一顾地说:“与你何干!”满怀狐疑的邻居趁同范离开时在院子里打探,听到了从墙里传来的呻吟声。这当然就是杨氏。被囚禁的新娘回应了老妪的问题,诉说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杨同范突然回来了,愤怒地向老妪扑过去,但她设法逃走了。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儿子,让他向知县报告这个消息。

这时麻城的新知县是来自浙江海宁的孝廉陈鼎。注110陈上任后早已听说了这个案子,并立刻怀疑其中有诈,但只有得到了邻居所提供的这种证据,他才能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陈将最新进展报告给湖北巡抚吴应棻,吴又将其报告给湖广总督,仍旧是迈柱。暴怒的迈柱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下令立刻将杨氏带到他面前来。陈知县担心如果公开行事,可能导致杨氏真的被杀或被迫自杀,解决案子的钥匙就又消失了。于是他声称杨同范在开办妓院,以此为名亲自带人突袭杨家大院,拆毁复壁,抓获了杨氏。随后他带着杨氏和各方人等在县衙升堂,麻城的“数万”良民相伴而行,他们被邀请来见证审案过程。当着众人的面,陈知县让涂如松与杨氏相见,当众确认杨氏是他的妻子,并为自己给她带来的不幸而沉痛道歉。书中记载,聚集的人群雨泣良久。杨同范和杨五荣一言不发,叩头认罪。

1735年夏末,吴巡抚向皇帝报告了案件的最后处理办法。但还有最后一项举动很值得一提。在吴提交报告和收到皇帝签署的结案意见之间,总督迈柱再次考虑到整个事件让自己有多尴尬。于是他捏造了另一份对自己更有利的报告,声称陈知县说杨同范开妓院的指控确有其事。根据迈柱修改后的描述,在复壁里找到的年轻女性事实上并非杨氏,而是杨同范所雇的娼妓。总督强迫已经精疲力竭的杨氏串供,并说服杨同范伪认开妓院,以免于死刑。随后迈柱上报了他自己的结案报告。

这样,皇帝(也许是刚登基的25岁的弘历,他于1735年10月继承皇位)收到了两份相互冲突的报告,他派户部尚书史贻直前往武汉,与迈柱总督和吴巡抚当面对质,查明真相。最终知县陈鼎(以及吴巡抚)的描述被认定为事实。被废黜的麻城知县汤应求得到赦免并官复原职。杨同范和杨五荣被定罪处决。袁枚论曰:公正并不总是立刻出现,但只要耐心和坚持,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

袁枚讲述的迷人故事,强调了欺诈、民间诉讼、野心家的官场阴谋以及帝国的公正。这个故事在麻城当地传说中的版本稍有不同,传说意味深长地更关注冲突中的武力元素。根据这个版本,从大院复壁中救出杨氏的突袭行动不是由坚定的陈知县及其忠实随从发动的,而是一群效力于涂氏的当地恶棍所为。当“死者”重新出现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判案结果时,涂的反应是动员更庞大的“数百人”之力将整个杨家大院夷为平地。他们仍不满足,又在建筑所在之处掘地三尺,至今那里仍是一块沼泽洼地:杨基塘。在当地百姓看来,官方通过断案来解决这类无休止的冲突是不明智的,相反,应该使用武力。在麻城,武压倒了文。





抗 争


毕仰高(Lucien Bianco)曾对数千起事件进行量化分析,表明中国现代历史上精英组织的“大型”叛乱是嵌入于(在数量上也远逊于)更常规、更小型的民众集体力量动员的:食物骚乱、抗税斗争、抗租斗争。麻城在几个世纪里不时发生“大型”叛乱,但其历史仍证明了毕仰高的看法。注111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始终居高不下的县。著名的文学批评家、1573—1574年任湖北按察使的王世贞这样描述麻城:“而其称羯羠不易均者,亦莫麻城若。”注112

我找到了1472、1590、1831、1855、1898和1929年粮食骚乱的资料,但是很显然,还有更多的骚乱被淹没在文字记录之下。注113一旦发生歉收或粮价上涨,饥饿的村民就会训练有素地要求政府禁止价格上涨,强迫私人以“公平”或“平稳”的价格售粮,以及开仓放粮。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国家和私人的粮仓就会遭到强行劫掠,这通常是专为这一目标而形成的武装民众组织(会)干的。地方当局非常熟悉也完全理解这些行为,以至于这些组织几乎得到了官方的容许。麻城知县或者像李兆元那样,在1831年忠实地逮捕了主要叛乱者并将其定罪,然后仅仅判他们待在家里悔过自新;或者像刘棨那样,在1855年屈服于百姓的压力,将首恶分子释放出狱。注114

抗税运动则是麻城更为常见的一种集体抗争形式,其根源部分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我们在整个研究中会一再看到这种紧张。毫不奇怪,此类事件在国家濒临崩溃的民国时期会四处蔓延,但规模可观的反对强行征税(无论是以现金、实物还是强迫劳役的形式)的斗争在整个明清时期也时常发生。例如,一个叫李添保的麻城人发起一起抗税叛乱,事败后逃往湘西山区;他在那里联合“苗”人,自称唐朝皇室后裔,发动了一场数千人的短暂暴动。注115

抗税斗争可能会促使精英和平民联合起来对抗官府,使之分裂甚至碎片化为以地缘或其他因素为基础的社会阶级(尤其是当地方权贵进行包揽,即代办事务并中饱私囊时)。有两个例子可以为这些抗争添加一些趣味。

第一个案例涉及该县的公粮征收。15世纪后,麻城属于南漕项下,每年要交总计4200石公粮,在当地有产者中分摊。但由于麻城的多山地形,这种征收方式对该县纳税者形成了异常沉重的负担,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居民一样,需要以附加税的形式承担将公粮运到官方收粮站的运输费用。如果交粮期限恰逢该县运粮干线的枯水期,只有改用成本更高昂的陆路运输,这时运粮更是一项尤为沉重的负担。衙役甚至会利用这种局面进一步剥削纳税者。将应交公粮折算成现金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16世纪后期,当地官员和精英一再设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总是导致纳税者的内部纷争。将平均运输费用按统一比率折算成现金,事实上不利于那些富有的低地种粮者,他们(把粮食)运到收粮站相对比较容易。这些农户宁愿继续以实物交纳公粮,因而反抗比过去更激烈。直到16世纪9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争吵和湖北巡抚的视察,才达成某种妥协。注116

第二个抗税案例涉及高地居民季节性的柴禾征收。这种征收系清知县及其衙役所为,旨在满足他们自己的柴禾需求,这显然加剧了麻城长期潜在的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间的紧张关系。18世纪上半期,人数渐众的东山有产者一直在强行抵制这种征收。最终在1753年,新上任的知县单言扬,一个始终反对行政高压的改革者,彻底废除了柴禾征收。单在石头上镌刻布告曰:“荒茅任民樵采,烟火得以不匮。”麻城文人称赞单的举动是导致该县农业利润足以维持生计的主要因素。注117

在麻城,以阶级为基础的抗租斗争不如针对食物或税赋的群体行为那么持久,但也绝不罕见。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动荡时期,该县的暴力抗租运动频频发生。据1929年上海党中央派来的一位调查员报告,这些行动大多完全是由本地因素促发的,很少或者没有共产党员的策划。注118但如果说这些运动的频繁程度和凶残程度在20世纪前期达到顶点的话,它们却绝非这个时期的新事物。例如18世纪初,位于麻城、罗田边界的东山天堂寨一带,江氏家族的几名富人买下了大片山腰土地,聘马家为佃户,在此开垦、耕种。这安排一直没有问题,直到持续耕种数年后土地的产量开始下降。1750年,马家提出相应降低地租的要求被姜家拒绝,马朝柱和两名族人(被称为“马三少年”)奋而起事。最后湖广总督永常和两江总督尹继善联手,叛乱才得以平息。注119

贯穿几个世纪的民间集体暴力,究其实质大多具有回应性特征,是为了在面对他们感知到的威胁时保卫习以为常的谋生之道和行为方式。19世纪末,这种逻辑延伸到了由西方人(特别是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文化革新方面。传教士进入麻城相对较晚。1890年,新教瑞典传道会(SMS)在武汉成立,决定分赴尚未接触过其他教派传教士的湖北内陆各地进行传教。两年后,两名瑞典传道会成员,维克霍姆(O.S.Wikholm)和约翰逊(A.D.Johansson)到达宋埠,租了一条商船用于传教。但人们不欢迎他们。该镇拳会成员在16岁的武术奇才李培祥率领下,动员民众反对外国人。在端午节和秋天龙舟节所激发的地方主义热情的驱使下,拳民们指控传教士调戏一名霍家少女,在大白天把他们当街打死。注120此后数十年间,想在宋埠(这时仍是麻城最开放的地区)和该县其他各地传教布道的各种尝试,遭到了更温和、但是依然坚决的反抗。

这种民众骚动偶尔会发展成超越地方规模,甚至要求改朝换代的叛乱或者民变。当然,这里说的就是14世纪五六十年代、17世纪20—40年代、17世纪70年代、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主要的暴力动乱,它们构成了此项研究的基础。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更常规的变乱,它们从未发展到那种程度,却对恐慌的当地社会构成了十足的威胁。例如,15世纪90年代的董官【译者按,原文误为“Dong Guanpan”】、16世纪20年代的胡廷凤,都是自称为王,一度反叛朝廷的麻城土匪。1524年,一个叫万敏福(音)的巫书贩子引起了这种恐慌,致使明朝军队从汉水河谷前来清剿。1905年发生了一场自称白莲教的运动,在当地活跃分子李仕英、郑大鹏【译者按,原文误作“Deng Dapeng”】、胡巨成【译者按,原文误作“Hu Qucheng”】的领导下,将支持叛乱的人系统组织起来扶清灭洋。注121对叛乱的深切忧虑绝不仅限于官府和上层阶级。例如在1513年,出于对鬼兵降临的巨大恐惧,乡民们强烈要求县级官员和精英将防卫警报提升到更高的等级。注122但是对变乱的忧虑,尤其深刻地扎根在麻城有产精英的意识中。





国家暴力


有些时候,民众变乱的可能性会影响统治者,使之在执行政策时采用更谨慎的方式:例如,在1573年修建麻城城墙的计划中,这种可能性促使官府从征募劳动力部分地转变为雇佣劳动力。通常情况下,这种忧虑引发了精英们持续数个世纪的运动:向底层阶级宣传教化(恰当的顺从和恭敬),向全体居民灌输四维八德。注123但麻城官府和精英更习以为常的做法,仍然是以他们自己模式化的恐怖暴力来应对民众的叛乱,这种做法集中体现在一个含糊不清的单字上——剿。

以下各章的叙述,将主要聚焦于这种得到认可的残暴行为。对妖魔化的国家敌人采用进攻性的、先发制人的暴力,在1630年代由梅之焕令人不寒而栗地辩护为“弹压妖犯”;它那些可怕的技巧,则在三个世纪后由自称“阎王”的国民党保卫团长林仁敷发展到了极致。注124这甚至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血腥捍卫宇宙道德秩序,使之免受动乱力量之害。在这种独特的地方情境中,此类战斗极为频繁和残酷。





第二章 明王


1346年的冬天,据元末明初的学者叶子奇回忆,华中地区的太阳突然变成了血红色。注125它预示了这样一个时代,在长达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地区将为凶猛的起义和大规模的屠杀所充斥,而此时元王朝正经历着灭亡的剧痛。正像叶将要记载的那样,在这个净化过程中,麻城及其邻县将扮演一个关键而又相当暴力的角色。





蒙古统治下的麻城


14世纪早期的麻城社会是什么样子?就可以复原的历史来看,它与我们所熟悉的16世纪及以后的历史画面是完全不同的。麻城在元代已经是一个古老的定居地,也是历来兵家的必争之地。但是此时,它还没有那么多退休的政府官员和将在明朝中叶出现的著名学者。明清两代的大家族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形成。虽然已经有了使用暴力的苗头,但是元代当地社会还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而这正是它后来的重要特征。该县是一个重要的贸易通道,拥有大量运输工人和在此做买卖的流动商贩,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富有的本地商人阶层或一种出口导向型的商业农业。粮食生产主要是为了生计,当地的农业看起来是掌握在自由佃户和自耕农手中。将在该县今后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仆役,似乎还没有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农业奴仆曾普遍存在于以前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大部分地区,并在14世纪中叶江西和江南爆发的起义中非常活跃注126,此时却从麻城及其附近辖区的历史记载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当地社会并不是停滞的。唐王朝时(618—907),朝廷记录中提到的几百个有全国影响力的世家大族中,没有一个认同麻城为自己的家乡,他们对广阔的大别山区或鄂东地区(黄州和蕲州)的其他各地也确实没有这样的认同。注127对那些世袭贵族来说,麻城几乎是不存在的。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根据当地文献的记载,只有一个本地人做了官,他叫阎伯玙,在江西西北部的洪州任上干得很出色。注128(为了纪念阎,当地的地名志将一个集镇命名为阎家河,但到明代时,这个家族事实上已经从当地精英行列中消失了。)但是,伴随着中国历史中后期人口和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麻城的地位提高了。根据罗伯特·哈特威尔(Robert Hartwell)的分析,黄州和蕲州辖区跟其他中部、南部地区一样,大大得益于早熟稻的传入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的人口密度。哈特威尔坚持认为,到宋代时它们已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核心地区。麻城还成为宋朝政府茶叶专卖机构的主要供应地;到11世纪后期,它的茶厂每年可以生产近30万斤茶叶。注129在作为官员选拔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中占有优势,拥有功名的士绅取代了旧贵族,新儒学(理学)道德学说的兴起,以及韩明士(Robert Hymes)所描述的精英群体认同的“地方转向”——这一切似乎都为麻城县开启了更大的机遇。注130

麻城真正获得全国声望,或许要以该县历史上最值得文人相庆的一件大事,即伟大的北宋诗人及官员苏东坡(苏轼,1037—1101)的到来为标志。苏成年后在黄州辖区住了几年,期间流连于名山古刹,同隐士陈慥这样的朋友们畅谈该地烽火连天的往事。旅居期间,苏数次应一位富有的岐亭本地人王翊之邀到他的家乡麻城县城小住。苏欣然为许多麻城前贤写就了充满溢美之辞的传记,并为当地名胜创作了许多诗歌,此后的几个世纪,这些诗歌都被自豪地收入各种县志。注131麻城始终和邻县黄冈聚讼不休,为的是苏东坡一首标题为《定慧寺》的诗,指的究竟是黄冈县城外的那座寺庙,还是位于麻城东山高地上木子店镇的那一座。

和其他各地一样,宋代麻城的新儒学中显然有一种狂热的元素,即所谓“教化”(通过教导使人开化)开始成为文人对世俗文化进行攻击的新形势。例如,当时另一个著名的来访者是四川学者张行七,他起初是来探寻麻城的群山并创作诗文来描绘这里的自然风光。但是,他对盛行于当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教异端感到震惊,将住所搬到了县城,并与当地的革新派官员联手,全身心地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肃清邪教的斗争。他只要发现一个淫祠就拆毁一个,并在无脑山上建起紫微侯庙取而代之,它正好位于县城的西门外,以便人们更好地敬奉正统的富主神注132(掌管好运的神)。

麻城新理学文人文化的核心——以及所谓“地方转向”的物质体现——就是万松亭,这个亭子是由11世纪中叶的知县张仁甫,在举水西边的高地万松岭上建造的。在这里,当地学者和著名来访者济济一堂,讨论当时新颖而令人兴奋的道德和本体论问题;在这里,苏东坡在论道时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注133。万松亭渐渐发展成一个书院,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图书馆,获得了越来越多来自出租土地的捐赠,后来它又搬到了麻城新县城。万松书院也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直到18世纪,历任书院山长都是蜚声全国的博学鸿儒),直到帝制时代终结,它始终是该县学术界的中枢。注134

虽有这一波智识主义的高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麻城的学者们却没能将其转化成科考的成功和官场的显赫。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也许会有些出入,但在整个宋代,通常很细心的地方志仅记载了一例考中进士的麻城本地人,他就是后来著名的田家寨田氏家族的田蕙。除田蕙之外,只有他的兄弟田桂(他没有更高的功名)在宋朝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官位。接下来的元王朝在1315年前一直没有举行科举考试,但从恢复科举直到元朝灭亡的半个世纪,也只有两位麻城人——赵玉峰(进士)和毛文穆(举人)—— 得到了比生员更高的功名,同样只有少数其他人(赵和毛的亲属)通过举荐获得了官职。直到几个世纪后,麻城才在科举和官场上取得令人瞩目的突破与成功。注135

蒙古征服本身或许只留下了浅浅的印记。麻城县隶属于新设的黄州路,由一个蒙古的达鲁花赤监管,但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县尹(县级地方官)和他手下的属吏负责的,他们都是华北地区的汉人。注136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麻城县经常面临金军的威胁,但它从未沦于金帝国的统治,而是直接从宋朝过渡到元朝。虽然东山的知识精英们在13世纪70年代针对元朝军事征服组织了零星的抵抗活动注137,但元朝却在1279年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占领了麻城。和大部分中国淮南地区的情形一样,根据元朝的种族划分政策,麻城的居民没有被划为“汉人”,而是被划为“南人”,即前南宋王朝的臣民。因此,元朝的政策大体上是让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土地所有制度维持原样,相对未受干扰,这和北方的情况迥然不同,在那里元朝延续了金朝的革新举措,没收汉族大地主的土地,形成了王公大臣的庞大地产,主要用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耕种。

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认为,在像麻城这样的前南宋辖区,元朝政府的影响事实上是很小的。为了统治的需要它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衙门里的下级属吏(他们在麻城精英和平民看来是一个掠夺性和寄生性的阶层),为了实现社会控制,它又要依赖有势力的大地主(包括佛寺和道观,它们在麻城就像在帝国其他地区一样,显然是由佃农耕种的土地的共同所有者)。注138我们很快会看到,元代麻城确实有很多大地主,但可能农村人口主要由小农家庭构成。在忽必烈(元世祖,1280—1294)统治结束后,元朝为了加强对南方农业发达地区的税收汲取能力,将某些本地地主正式任命为村领袖(里正)或五十户领袖(社长),但是有人怀疑,大多数地方这些职位事实上究竟有多少人去干,也没有证据表明麻城有很多人担任这些职位。注139蒙思明在1938年的经典研究中认为,尽管元朝的国策是给予蒙古人和其他亚洲内陆人比汉人和南人更高的地位,但是在实践层面,多数情况下财产所有权而非行政命令规定的种族差别,仍然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注140

我们已经看到,少数麻城本地人在异族的统治下获得功名并成为了政府官员。至少还有一个非本地人的例子,来自江西的邹迁八被元政府派往麻城为官,他在这里得到了一块不错的土地,并繁衍出了整个明清时期该地最持久、最富有、最著名的家族之一。注141但邹的例子虽然很突出,却不具有代表性(我们将看到,帝制晚期的麻城精英大多数是在明朝建立之后才奠定自己的基业)。元朝统治下当地大地主的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秦氏家族,关于它的仅存的文献保存在其邻居在大约1350年刻写的石碑上,儒家学者龙仁夫将其编入了1935年的县志。注142

作者开篇就写到:“秦氏是麻城的第一大家族。”人们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当时这个家族的族长秦朝卿,就是在南宋时期的1160—1170年代迁到麻城的几个兄弟的第六代孙。龙没有说明他们来自何处,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江西有几位亲戚;很可能他们是由于金兵征服北方而南迁的移民的一部分,起初在12世纪中期迁到江西,随后又从那里来到了麻城。在麻城,他们曾得到宋埠附近的土地,家族的各分支就在这些土地上繁衍起来。他们拥有的土地迅速扩张(他们的资本从何而来?是否参与了宋埠的商业活动?),但他们总是担心会失去他们的财产,因为在南北之间——先是宋与金,然后是宋与元——的军事对抗中麻城处于危险境地。尽管如此,元朝的最终胜利和政权巩固却证明是非常有益的。1337年,新上任的族长秦朝卿同几位家族长者商讨建立家族义田的可能性。他们随后这样做了,并在14世纪40年代晚期鼓励开垦以增加田产面积。最终,义田达到了总计70万亩(超过10万英亩)的惊人规模。义田由专业管理者(大司农)负责经营,其收益(表面上)用于建立一个粮仓来接济贫困的家族成员,支付婚丧嫁娶的费用,以及创办一个家族私塾。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秦氏似乎未能使家族地位有效地延续到明清时期:在明清两代的记录中麻城秦氏只出了少数举人,而没有进士。注143但在有元一代,他们的确做得很好。碑文记载了家族领袖们就秦家地产的适用税率与元朝地方官员之间的谈判,以及保护秦氏财产权的承诺。因此我们将看到,当元朝面临无产者起义的威胁时,秦氏这样的本地有产精英会联合起来保卫“异族”政权,这并不令人惊讶。注144





红巾军


14世纪初期,蒙古的统治开始显露出严重的张力。1314年公布的一份南方地主的地籍调查,引发了自封为王的蔡五九在江西的叛乱;虽然实质上是针对精英的抗税斗争,蔡的起义还是赢得了佃农和其他平民的支持。从14世纪20年代开始,黄河一再泛滥,导致了粮食歉收和大批难民潮,而元朝廷执意将他们定性为逃贼。1325年,赵丑厮在河南息州发动教派起义;十多年后的1337—1338年,胡闰儿或棒胡【译者按,原文误作“Peng Hu”】在同一个省的汝宁县(从麻城穿过大别山就是此地)发动了起义。与此同时,周子旺和他的妻子(佛母)在江西与湖南交界的袁州领导了有5000青壮年参加的起义,周自称周王并颁布了自己王朝的历法。注145

元朝内部最有希望的改革派人物是脱脱,他是蔑里乞部落的蒙古人,一个儒家学者,也是王朝的右丞相。他在1344年的派系斗争中有原则地退出,此举赢得了汉族文人的同情。1349年他再度为官,随即全力投入治水事务。尽管如此,他于1351年宣布的雄心勃勃的黄河改道计划(将黄河河道引到山东半岛北部),产生了巨大的政治代价。他为了给这项计划提供财政支持而征收新盐税、实行货币贬值(发行没有储备金的纸币),这招致了精英的不满;他还征召15万多汉族平民在华北平原修筑新的堤坝,这引发了在华北平原四处蔓延的起义。注146

在湖北,对元政权的反感由于宽彻普化在武昌的封地而进一步激化,他是一个异常腐败和遭人鄙视的蒙古王子。注147随后,如同北方日益恶化的形势一样,华中山地也遭受了一连串农业歉收的打击。麻城遭遇了连续三年的灾难性大旱(1352、1353和1354年),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染性疾病。饥荒如此严重,以至当地文献记载了普遍发生的人相食,这是该地区长时段历史中周期性粮食短缺的特殊例证之一。注148虽说如此,这个时候的麻城已经被另一种性质的流血所淹没。

麻城对元朝的覆灭有其独特贡献,归因于一个叫邹普胜的铁匠。关于这个人我们所知不多。注149他的名字普胜(普遍的胜利)是一个假名,被其他的元末起义者所分享(好像是他的变化形式)。从他的姓氏来看,我们可能认为邹是前文提及的元朝官员邹迁八所建邹氏家族的一个心怀不满的后代,但是这又不大可能,因为邹普胜不是来自迁八开拓地的麻城西北部地区。他来自位于县城东南约15里的小村落花桥,中部平原在这里开始隆起,通往东山。13世纪末与村庄同名的桥建起来后,花桥就开始合理地繁荣起来。注150邹普胜看起来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他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领袖。他在1338年(与袁州起义同时,可能并非偶然)创建了一个教派——圣人堂。十年后,他见到了早期起义的精神领袖彭莹玉,彭当时经过麻城,既是为了躲避元朝当局的通缉,也是为筹划中的叛乱而扩展已经很广泛的关系网。注151

彭莹玉是江西袁州(今宜春)人,活动于江西、湖南交界的山区——并非巧合,这个山区正是1906年爆发萍浏醴起义的地方,也形成了1930年代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核心。(江西、湖南交界地带的山区与东山和大别山以北山区——后者在1930年代成为鄂豫皖苏维埃政权的核心——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相似之处,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朝末期。)彭大约在13、14世纪之交出生于一个穷苦农民家庭,九岁时被送到袁州南泉山慈化寺作小和尚(他的父母很可能是寺庙土地上的佃户)。他在青年时已经精通神秘医术并开始在边界地带游荡,以宗教治疗法或者在正统精英人士看来是巫术的方式来谋生。他同时也开始宣传起义的信仰。周子旺及其妻子佛母就是他的热情皈依者,但当他们在1338年的起义失败、周氏夫妇被擒获处死时,彭却逃走了。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足迹遍布长江中游的山区,传播佛教,经营他的信徒网络,并监督建立教派组织。他的信徒中还有另一个安徽的游方僧人朱元璋,他最终成了明王朝的创建者。一时间,彭在袁州的慈化寺被视为这场运动西支的大本营,而朱在濠州的皇觉寺则被视为东支的大本营。我们已经看到,彭的第二个信徒邹普胜,可能就是在1348年彭莹玉的影响席卷麻城时转变了信仰。而他的第三个信徒是浏阳当地人,后来的“天完帝”徐寿辉。注152

徐寿辉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但据说在谋略上要稍逊一筹。14世纪中期他从湖南老家前往湖北,在东山东部的罗田县安家,并作为布贩子游走于黄州、蕲州一带。1351年的某个时间,在一个像极了中国戏剧传统的场景中,徐受彭莹玉的委托,在邹普胜开设于麻城的铁匠铺中拜访了他。对过特定的教派暗号后,邹明白了徐真正想要的是邹善于制造的武器。他们认真的起义动员开始成形了。注153

与此同时,出生于自称宋王室后裔的教派领袖家庭的韩山童(死于1355年)和他的儿子韩林儿(死于1367年),正在淮河流域西部的安徽、河南一带招兵买马。韩山童自封为大明王,韩林儿被封为小明王。韩家父子表面上与彭莹玉及其信徒朱元璋形成了一个松散联盟,似乎韩氏的派别被称为北支,彭则被称为南支。韩山童利用百姓对脱脱征召劳力修筑堤坝的愤恨,1351年5月在安徽颍州发动起义,并取得了显著的初步胜利。他的红巾军起初只有3000人,随后迅速壮大到近万人,起义范围也扩展到直隶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韩的成功给邹普胜和徐寿辉发出了信号,他们在当年8月发动了自己的起义。注154邹、徐起义反过来又成了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所说的“元朝势力在长江流域崩溃的近因”注155。

邹和徐直接模仿韩山童的北方起义军,称自己的军队为南红巾军,然而他们在14世纪的文献中总是被简称为“红军”,对现代人来说有些时代错置的刺耳之感。他们在麻城和更大区域内集结部众,并承诺彭莹玉的法术可以令其刀枪不入。他们逐渐控制该地区的交通要道,赶走了元朝官员,并于九月在蕲州府会师,顽固的元朝知府李孝先力战身亡。红巾军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鄂东北地区,并在蕲水县的莲台省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高大英俊、有着漂亮浓眉的徐寿辉在盐池中沐浴,身上散发出帝王的光芒,他随即被拥立为皇帝,并封能干的邹普胜为太师。新建政权仿照元朝的结构:中央设中书省、51六部、御史台和翰林院,地方政府由四个行省及其下属的路组成。徐的年号为治平,国号为天完。也许邹和徐的意图不是那样明显,但天完的“完”字正好是元朝的“元”字头上戴了一顶帽子。注156

天完政权的势力范围在1352年和1353年初迅速扩张。被吸引而来的大多是来自华中“内陆三角洲”的船工和渔民,天完政权利用水师来扩展它对该地区迷宫般错综复杂的水路的控制。当时一个叫王峰(音)的人声称,红军显示出非凡的军事纪律,严格遵守宣告的不杀不淫政策,尊重占领地区的平民。注157邹普胜的军队兼并或联合其他分散义军,势头席卷了湖北的中部与西部。1352年早春,邹攻克了与省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不久又直接占领了武昌;令人不齿的宽彻普化王子坐船逃跑,此举使他随即被朝廷撤职。邹挥师顺流而下,占领江西的重镇九江,这时他的部将已攻下了江西省城南昌和湖南省城长沙。在随后的几年里,天完政权的军队还占据了四川大部和山西的部分地区。注158

进军四川的关键人物是明玉珍(1331—1366)。明出生在汉水边的随县,其家乡被迅速扩张的天完政权占领时,他是县里的一名捕快。他领导当地抵抗一年之后,在1352年看准时机投靠了天完政权。徐寿辉让明负责巩固他在麻城和其他邻县的统治,直到1357年派他率一支西征军,沿长江挺进四川。明统率的军队据称有万人之众(其中绝大部分是从麻城招募的),攻克了重庆和成都。他挽救了天完的衰亡,将自己塑造成明主的形象,并在1360年建立了以四川为基础的大夏政权。明玉珍的儿子小明主于1366年继位,却在5年后被朱元璋的明王朝废掉。注159

然而到了1353年,天完政权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这一年的开端本来是大有希望的:三年来的干旱与饥荒到达顶点,导致春季在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独立的、受人同情的起义,其中包括江苏张九四【译者按,即张士诚,小名“九四”】的起义。但是蒙古军队也集结到脱脱麾下,到这年夏天,已经在天完政权的中心——湖北东部地区——形成了一支由约40万义兵组成的大军。初秋,一支元军攻克了都城蕲水;虽然皇帝徐寿辉得以逃脱,但是大约400名天完政权的高层领袖(包括主要军事将领,麻城的邹普胜)被杀。徐和他的小朝廷在东山地区一个接一个的山寨中东躲西藏,但这些山寨又一个接一个地遭到脱脱军队的围攻,徐被迫逃到了黄梅县的山区。然而,帝国的政治家们将矛头指向了他们的拯救者;脱脱在朝中的政敌指责他镇压天完政权时行动迟缓,并且强调起义正是源于民众对他的极度不满。快到年底时脱脱被革职,起义军立刻又重现生机。到1355—1356年的冬天,徐寿辉在湖北核心地区、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汉阳,重建天完政权。注160

但是,最终导致天完政权瓦解的内讧和谋杀很快就初现端倪,主要体现在徐的部将倪文俊和陈友谅身上。倪出生于黄陂县的一个渔民家庭,就像其他许多好斗的湖北中部水上人家一样,倪家也有尚武和好斗的传统。他曾散布过这样的传奇故事,即他出生时一只白虎奇迹般地出现在他母亲产房的门口,足见其野心勃勃。倪是天完军的早期成员,在蕲水朝廷中被任命为丞相,并负责统率水军。蕲水失陷和邹普胜死后,他成了天完政权中更核心的人物。他的水师在1355年初首先设法占领了绵阳,随后又重新占领了汉阳。多数文献承认,就这一点来说,倪而非宽宗注161徐寿辉才是该政权事实上的领袖。他封自己的儿子为长沙王,控制天完政权的南部区域。但是倪显然走得太远了。1357年,他试图暗杀徐寿辉,以夺取皇帝宝座。计划失败后,徐反过来暗杀了他。注162

暗杀在倪信任的部将陈友谅那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野心同他的长官一样大。陈于1320年出生在另一个习武的渔民家庭,曾断断续续地做过县里的办事员(帖书)。在1354—1355年的军事行动中,他在老家绵阳加入了倪的军队。陈在这些战斗及随后的汉阳战役中,表现出色,被倪任命为天完军的元帅;倪文俊被杀之后,陈自命为平章。陈为了篡夺汉阳的皇帝宝座而离开了徐寿辉,逐渐将自己的活动地盘沿江而下,转移到江西北部地区。1360年初,他自称为汉王,以长江的主要港口九江为都城,随后一个月里他在汉阳杀掉了徐寿辉和他的朝中大臣,以此结束了对他的效忠。陈随后建立的大汉政权继承了天完政权的东部地区(就像明玉珍的大夏政权继承了其西部地区),并加入正在进行中的与朱元璋大明政权的战争。当地传说认为发生在麻城大胜山(就在宋埠的东面)的战役是一个转折点,在那里,朱及其部下英勇地与围困他们的陈友谅军队大战七天。注163最终,在1363年秋鄱阳湖发生的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水战中,陈被朱打败、处死,天完政权灭亡。注164





宗教、阶级和民族


现存的文献只允许我们用推测的语气,来论述红巾军起义背后的复杂动机和天完政权的社会基础。这是汉人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吗?它当然是反体制的,而且是非常恶性的。红巾军残忍地杀死了每一个抓到的元朝官员:例如,《元史》记载,义军活生生地剥了一位官员的皮并挖出了他的肠子。注165红巾军对被俘的元军士兵同样残酷:据时人刘仁本回忆,天完军对待这些被妖魔化了的敌人:“置诸杻械,劫以锋刃,裹以绛帛,又帕其首,令鼓噪从行。”注166但是,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反体制的暴力是由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因所激发的。红巾军提出的口号中没有流露出反蒙古(或反异族)的情绪。事实上,除了武汉那个可恨的(明显还很无能的)宽彻普化王子,长江中游地区的元朝官员和地主精英中似乎只有极少数蒙古人激起了百姓的怨恨。元朝地方政府中掠夺性书吏人数的泛滥有时被认为在部分被征服民众中引发了反朝廷的情绪,但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天完政权中两个关键的领导人明玉珍和陈友谅,他们自己都曾是县里的下级属吏。或许最稳妥的结论是,反元起义的动因与其说是民族矛盾,不如说是军事天才和觊觎帝国权力(事实上是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狂热野心家们,由于察觉到王朝虚弱带来的可乘之机,而作出的主动回应。

一个更吸引人的问题是,红巾军起义在何种程度上是阶级间的经济怨恨甚或土地革命的产物。1938年蒙思明在关于元代社会结构的经典研究中认为,由于蒙古人设想的基于种族的社会等级制度从未有效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推翻朝廷的“革命”必定是以经济因素为特征的——实质上是汉族内部的阶级战争。注167难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会特意将红巾军运动定性为“农民起义”,将天完政权定性为“农民政府”。注168但西方学者往往对此表示怀疑。例如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就这一主题为《剑桥中国史》撰写的论文断定,“在元朝末年费尽心力地搜寻无果的阶级战争”是“牵强附会的”社会史。注169

然而,同时代的见证者们非常一致地用经济术语来描述他们观察到的各暴力派别。元朝官员的儿子唐桂芳,同时也是积极为华中地区大屠杀的死难者撰写墓志铭的作家,将黄州起义者描述为“小人”,而把他们的攻击对象称为豪右之家。叶子奇较温和地把参加红巾军的人称为“贫者”。注170虽然我在14世纪的文献中没有发现独立的证据,但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看法,即邹普胜和徐寿辉起义誓师的一个核心口号是“劫富济贫”。注171唐桂芳也记载了叛乱者的均贫富思想:“金珠我有也,牛羊我有也,谷粟我有也。”注172

没有记载表明天完政权明确提出了当时长江下游叛乱运动中的“苍头弑主”口号,——在湖北东部的记载中看不到这样的口号也许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结构还没有那么僵化——但是许多行为表明这里的阶级关系同样很紧张。大批麻城地主非常警觉,躲到山区保护自己,直到动乱结束。注173唐桂芳撰写的墓志铭令人战栗地记述了长江中游精英确实受到了残酷的袭击,以及他们面对平民时的恐惧与蔑视。一个汉人元朝官员的寡妻吕夫人,几次被“不安命分”的“乡里小人”攻击,他们不但抢了她的珠宝、粮食和家畜,并“欲辱之”。她抗议道:“吾儒家女,义不受辱,乞死。”众人遂杀之。精英们四散奔逃,却像动物一样遭到渔猎,被抓住后剁碎烹煮(菹醢)。注174人们也许会把此类记载视为常见的夸张而予以忽略,但是考虑到麻城连年歉收致使饥饿者人人相食的记载,我们看到的确有可能是吞食富人的真实一幕。

事实上,极度饥饿也许不是偶然发生的。麻城及周边地区对地主财产的恶性攻击,可能并不是基于根本性经济变革的冲动,而是基于一种典型的粮食骚乱心态:富人和政府粮仓里的余粮本就是属于广大饥民的。当然,除此之外地主精英也被(恰当地)认为是元朝统治的同谋,事实上正是这些精英领导地方反暴民武装去对抗天完政权。引人注意的是,即便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记述天完政权的兴衰史时也承认,一旦红巾军掌权,他们政纲中的均贫富和阶级斗争成分都会烟消云散。邱树森注意到,天完政权的地方官员毫不犹豫地复制了元朝的财政汲取制度;甚至其不时宣称的轻徭薄赋计划,似乎不仅吸引了其他群体,也同样吸引了地主。1353年后,在倪文君和陈友谅统治下,地主精英们被热情地吸纳进天完政权以及后继的汉政权。总之,专家们已形成共识,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14世纪的红巾军真的打算改变现有的财产所有制度。注175

起义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个是农民或任何类型的农业劳动者,而是游方的僧侣和占卜师、货郎、小五金商、渔民、船家、捕快和衙门里的书吏——一群杂七杂八的人,他们在《元史》中被令人信服地统称为“无赖”。注176事实上,我们把天完政权看做是一群没有产业、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男性针对有产(或至少是定居)地主的一次叛乱,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妥。正如我们看到的,徐寿辉起初不过是一股流动势力,流窜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河流和湖泊,对两岸百姓以恐怖治之。注177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很难将红巾军运动描述成一次农民革命,至少在麻城及其周围地区是如此。因此,我们将看到,它和明末以降席卷该地的民众暴力浪潮有着显著的差别。

除了饥饿和王朝前景不明外,能够将这群无赖聚集起来的就是显然令人着迷的宗教信仰。自1950年代吴晗的著作以后,即便最具唯物主义倾向的元末起义研究者也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虔诚信仰,并认为在起义的复杂动因中(至少天完政权是这样),千禧盛世理想比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更重要、更持久。天完政权存在期间,领袖们总是在烧香、诵经、喊宗教口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哀叹道,14世纪的农民没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这使他们从阶级经济利益转向了宗教迷信——“人民的鸦片”注178。相比之下,我更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天完政权的千禧理想与大众的想象和信念产生了共鸣。在回应对西方类似的千禧年运动的唯物主义描述时,E.P.汤普森(E.P.Thompson)这样说道:我们低估了这些运动,将其斥为迷狂或虚妄的想象,“……少数群体用这样的想象来表达自己千百年来的渴望……当我们说到‘想象’时,指的不仅是将更深层动机隐藏起来的言说中的想象。这种想象本身就是强大的主观动机的明证……在其历史代理人那里,它们完全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注179。在14世纪的中国,确实有理由相信宗教相对于阶级认同具有优先性。就像早先新儒学信徒们通过毁掉他们在麻城见到的淫祠向大众信仰宣战一样,元末的红巾军夷平了县城中作为精英宗教霸权象征的儒学宫来应战。注180

天完宗教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让我们从可以确定的少量事实开始。据记载,彭莹玉在黄州和蕲州的信徒们各自提出的宗教口号是:一个叫做弥陀、弥勒、弥勒佛或是明王的神将会出世、下世或显圣;该预言的一些变体,进一步宣称这个神“当为世主”注181。《明史》中记载了14世纪末该地区围绕弥勒降世而组织起来的许多小规模起义,另一些起义则被视为白莲教。注182当时的观察者叶子奇列举了一连串民间教派,它们为天完及其竞争者和后继者提供了混杂的来源,其中不仅有白莲教和头陀教(可能是弥陀或弥勒崇拜),还包括肯定和摩尼教有关的满摩教。注183

红巾军起义分明是一场千禧年运动,致力于迎接一个救世主来统治尘世,他将涤荡这世界上累积的一切邪恶和污秽,并在这一过程中推翻了元朝。这就是田海所说的中国大众宗教“鬼神救世主传统”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里表面上是佛教,实质上更可能是摩尼教。注184起义的领导者宣称是救世主降临的预言家,有时甚至声称自己就是救世主。在其他情境中,弥陀总是被解释为汉语译名“阿弥陀佛”,虔诚的信徒会在他的指引下轮回重生到极乐净土,而弥勒这个名字被理解为未来之佛——弥勒佛。然而在彭莹玉那里,这两个神显然被合而为一,弥勒的使命就是作为世界的复仇者和拯救者,这是起义动员的核心特征。至于运动中的白莲教因素,显然不同于后来与信奉无生老母有关的白莲教,而是一种更古老的信奉阿弥陀佛或弥勒佛的宗教变体。杨讷认为,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红巾军与白莲教有关,即麻城的邹普胜及其不同追随者名字中的“普”字,正是宋代白莲教鼻祖茅子元指定为“定名之宗”的四个汉字之一。注185

天完与摩尼教可能有关,激起了学者们更大的兴趣。“明王出世”的口号,红巾军领袖明玉珍以“明”为姓氏,朱元璋将“明”作为王朝的名称,韩山童和韩林儿自封为大明王、小明王,明玉珍父子自封为大明主和小明主,似乎都表明了明教或摩尼教对红巾军意识形态的关键影响。叶子奇也证明,当时该地的文化场景中显然具有摩尼教(满摩教)因素。最坚决支持元末起义有摩尼教根源的,是朱元璋的传记作者吴晗。注186吴认为,激发红巾军信仰的主要经文是宋代的《大小明王出世经》,而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摩尼教的文本。

根据吴晗的研究,这个由波斯先知摩尼(216—277)创立的宗教关注黑暗与光明、善与恶的原始对立,崇拜他们的主神救世明王,并在唐朝女皇武则天时代,于694年传入中国。摩尼教成了回鹘的国教,而回鹘在9世纪初隶属于唐朝。840年代,作为武宗皇帝大规模捣毁佛教寺庙运动的一部分,摩尼教被禁止,寺院被没收。此后,没有寺院、没有外国传教者帮助的明教变成了一个更加汉化和多样化的秘密教派,其教义中光明战胜黑暗的末世论,吸引了五代与宋朝各种各样的平民反叛运动。它在东南沿海地区影响很大,但到南宋和元代其范围也扩展到了江西、安徽和华北平原的南部地区。明教信徒都是严格的素食者并在菜堂聚会,宣扬适度节俭和相互帮助,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经常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主要基于对现世之腐败和需要用暴力去净化它的共同看法,明教教徒与摩尼教和白莲教教徒逐渐开始融合。正是这一传统,嵌入了彭莹玉及其各种武装支持者的教义中。

吴晗的看法得到了后来学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大部分研究红巾军起义的西方史学家,包括爱德华·德雷尔、牟复礼和明玉珍的传记作者约翰·达迪斯(John Dardess),沿着吴的指引去探寻摩尼教的影响,只是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更为谨慎和踌躇。但西方研究摩尼教的知名学者刘南强(恰巧也是华裔)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明”字出现在两个传统中不过是一种偶然。刘承认《大小明王出世经》对反元叛乱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一文本完全是标准的弥勒佛经,并没有明显的摩尼教色彩。注187与刘没有联系的中国学者杨讷,发现弥勒本身在佛经中被称为“主佛光明之王”,基于此他认为“明王”的称谓未必来自摩尼教的影响。注188不过,最近石汉椿再度重申了摩尼教教义在红巾军运动中的核心作用。注189

在我本人看来,现存的有限证据更能支持吴晗而不是刘的观点,但是我也感到,一度引人注目的异国信仰对元末麻城起义的影响是怎样被削弱的这一问题,也许很有趣,但并不是真正最吸引人的问题。定期爆发的大屠杀打断了从14世纪到20世纪中叶麻城的历史进程,而千禧宗教仅仅在元末起义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但是其间也有逗留不去、令人极度不安的连续性。美国记者斯诺曾于1930年代访问大别山地区,他立刻对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了同情,但是也对它的残酷感到恐惧,把当地人的态度描述为一种独特的“摩尼教”注190。他这么说并不是指该地元末起义中的千禧信仰(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指对敌人那种完全的、毫不妥协的仇恨,将会纵容(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起义者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为去消灭他们的对手。





逃 难


元明易代致使麻城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化,不是在社会等级结构,而是在当地人口构成上。在整个华中地区,许多地位显赫甚至曾在元朝为官的精英家族苦苦对抗红巾军和14世纪中期的其他叛乱势力,但当朱元璋的明政权在其地盘上成功建立起来后,这些家族又十分轻松地获得了安全、维持了地位。这就是发生在那些文人身上的事情,正是他们将天完政权的暴行记载下来,留给我们——安徽(徽州)人唐桂芳、江西人权衡、浙江人叶子奇和湖南人宋濂。注191我们已经提到,麻城的元朝官员邹迁八的子孙们在明朝始终官运亨通,这也是真的。另一些麻城精英抓住机会,在新政权下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例如,来自该县北部乡镇的一个富有地主朱伯铭,为正在剿灭陈友谅的明朝军队及时贡献了几千担粮食,他的子孙从此便得到了帝国的特殊关照。注1921365年,一名大胆的罗田反贼蓝丑儿诈称自己是(这时已经失踪或者死去的)“巫师”彭莹玉,自封皇帝并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这时,一个叫袁宝的麻城本地知名人物设法抓住了蓝,并把这战利品交给朱元璋的官员作为“献礼”注193。

但是麻城的人口巨变,无论是在精英还是平民层次上,也许比其连续性更加显著。大概从1360年开始,大批朱元璋的同乡作为征服大军中的战士或是他们的直系亲属迁到该县。注194明代的麻城新精英(将在下一章讨论)主要是依据其职位而产生的。为数更多的人在改朝换代之际迁出了该县,其中大部分去了四川。例如,清朝中期的四川省志中收录了在元明之际迁到该省的21人的墓志铭,其中6人来自麻城县。注195在四川省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其族谱的93个家族中,有37个声称是在14世纪末从麻城迁来的。注196麻城移民在四川各县定居,例如在合川县,帝国时代记载的15家移民中就有8家来自明初的麻城。注197不过,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达到在简阳县和剑州那么高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简阳县志》记载,在该县有记录的329个移民户中,至少59个是来自14世纪的麻城;加上后来的移民浪潮,麻城人在该县的所有移民户中占了大概83%!注198

从麻城到四川的移民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早在1320年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是明朝皇帝朱元璋有意实施的定居政策的一部分。注199然而大批14世纪的移民声称他们离开家乡是为了逃避红巾叛军带来的混乱。这样的说法,至少一多半是不诚实的。事实是,这些人自己就是为“大明主”明玉珍效力的叛军。明玉珍表面上是被天完朝廷派去占领四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赶走他的军队,并缓解天完政权统治中心湖北在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明玉珍最后在1367年建立了自己的大夏国,在他死后又于1371年被朱元璋的明王朝成功征服。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大多数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而他们开创的大夏国的中心地区刚好位于剑州。注200

明玉珍所征服、麻城移民所定居的简阳、合川及其他各县,大多不是边缘之地,而是位于四川盆地最富饶的平原和河谷地区。虽然四川的历任地方官都因此而抱怨这些易怒而好斗的移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新环境下发展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好几位元末麻城移民的后裔在明朝做了大官——例如杨廷和在16世纪初官至大学士。注201就像四川那些族谱所记载的,这些人没有忘记麻城是他们的根。他们是麻城移民浪潮的第一波,为明代中、后期麻城的迅速繁荣和改头换面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一段故事。





第三章 繁荣时代


在明朝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16世纪初期,麻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位当地文人毛凤韶在为1535年县志写的序言中,这样描述该县近来的经历:

昔孔子论庶而富,富而教,万世为政者之律令条格也。麻城地辟民聚,旧称富庶,比屋有教。注202

关于人口增长,毛是正确的,根据明朝的官方数字,在毛写作之前的一个世纪人口已经增长了大约40%,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它仍将持续稳定地增长。注203人口增长部分是因为该地相对和平,部分是因为长期有利的天气和好收成。注204毛观察到梯田的开垦促进了人口增长,许多始于这一时期的麻城居民点都以汉字“畈”来命名,而且能说明问题的是,有的居民点产生了明朝该县最繁盛的一些家族,其中包括八里畈的邹氏、邓氏和王氏,白田畈的熊氏和刘氏,以及来自古城畈的毛凤韶自己的家族。注205不过,明代中期麻城的日益繁荣并非简单的粗放型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是伴随着人均生产率和财富显著提升的集约型增长。





农业商品化


关键因素在于该县农业的商品化,满足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外部市场需求。岩见宏注意到,“湖广熟,天下足”的俗语可以追溯到1528年的记录。这表明,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工业化程度高,然而粮食短缺的江南地区从长江中游地区大规模输入商品粮的现象,在16世纪初已经形成了。注206佐藤文俊将麻城县出口导向型水稻种植——特别是该县中部平原和南部河谷地带的双季稻产区——的起源追溯到明朝正德和嘉靖年间。注207该县不仅仅出口水稻。1670年县志列举了近300种该县特产——纺织品、蔬菜、油、动物制品(特别是鹿皮)、茶叶、药材、矿物、各种名贵木材和林业制品——这些特产几乎全都能在本地销售,许多还能找到远方的买家。其中有些商品,像山楂、橘片(一种制作咳嗽药的根茎)和白艾(一种制作红墨水的根茎),作为麻城特产赢得了全国性声誉。注208

1670年县志中特产清单的第一项就是棉花。虽然马端临在13世纪的百科全书《文献通考》中记载,那时的麻城人主要穿麻布衣服,但到了明朝末年,这种面料已被更舒服的棉布所取代。这时该县大量出产的不仅有棉花,还有棉线和棉布、纹布织物。起初是由家庭作坊生产,到16世纪末,该县还出现了从事纺织和编织的手工工场。注209这些产品绝大部分用于外销。换言之,麻城在明中期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新兴的水稻、棉花及其加工制品、还有种类繁多的附加商品的出口。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市场等级制度开始具备现代特征,该县的主要商业城镇开始出现富有而显赫的家族:宋埠的李家,中馆驿的林家,以及白果的董家【译者按,原文误作“Zhong”】、阮家和鲁家。注210起初,麻城新兴外销商品的运输和交易都由外地商人集团把持,很可能是依赖其祖先长期从事的纵贯麻城的南北通商贸易。最主要的商人集团来自江西——事实上,麻城采掘业市场的中心宋埠,就是以一个江西商人的姓氏命名的,这个商人是该镇14世纪末商业发展的先驱。但来自福建和其他地区的商人集团接踵而至,在明朝的某些时候,各个散居的商人团体都在该镇建立了长期的会馆。注211



麻城县中部种水稻的梯田。作者摄。 然而,外省人对当地贸易的垄断逐渐被麻城及其邻县商人有组织的努力所打破,他们成立了被称为“黄帮”或黄州会馆的经营性组织。我们将会看到,尽管黄帮经济力量的真正繁荣是在清代,但在16世纪已经可以见到它的发端。到这时当地传统已经认为,麻城举水河谷的居民不仅是商业性的,而且特别具有流动性。注212地理上的和商业品种上的劳动分工似乎最终都是附属性的:江西和其他外省商人依旧控制着(事实上他们一贯如此)该县向长江下游东部和东南地区的水稻出口,但是到明代中叶,麻城本地人已经个别地将棉花和其他当地产品贩运到汉水上游的湖北西北部和陕西南部,并利用四川有麻城移民的有利条件,沿长江而上为当地产品开拓了新的市场。麻城与黄冈及其他邻县的“绅商”联合进行商业冒险的迹象也已出现,这为区域性黄州会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注213

农业和商业日益繁荣的影响之一是引人注目的土地集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明史》的中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证明在迅速商业化的华中地区存在这样的过程。例如,李文治在一系列内容详细、资料翔实的论文中,(用明末兵部碑文中的话)探讨了使“富者占地益众,贫者占地益寡”的各种途径。注214还有更为本土化的一个例子,安野省三在1962年记载了16世纪湖北中部某地主的案例,他逐步从破产的自耕农邻居那里得到近500亩“内陆三角洲”土地,利用佃农和仆隶种植水稻以供地区之间的贸易。注215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的讨论中存在许多争议,今天大多数历史学者仍旧接受了明代“土地集中论”的普遍性。注216毫无疑问,这也适用于麻城的经验。

当地新一轮的大规模土地集中,有些是通过占有未开垦荒地而积累起来的;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至少一个有势力的家族秦氏,早在14世纪40年代就开始将成千上万亩新土地纳入自家名下。毛凤韶和其他人的例子都表明,这一过程在明朝恢复社会秩序之后有增无减。另外,到麻城寻找新商机的商人的财富,也被大量用于购买该县的大片田产。注217然而,如果说大家族的土地积累和商人暴发户的土地购买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明代早期和中期的土地集中,到了15世纪后期,财富扩张的主要手段已变成——无法负担田赋的地主通过捐献一个功名来免税,主要杠杆已变成了麻城迅速壮大的拥有文武官职的精英所享有的税收特权。注218

规模可观的新的土地集中是以团体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团体有学校,比如越来越有影响的万松书院。注219另一些有寺庙。例如,20世纪20年代龙潭寺拥有超过5000亩土地,100多个由寺院提供吃住的长工负责耕种,这种做法无疑可以追溯至明代。注220还有些团体土地所有者是祀产或义田,名义上是用来支付祭祖活动以及其他集体事务、慈善事务的开支。注221直到20世纪初期,这些义田仍然控制着数量可观的麻城耕地,因而长期成为那些收入被精英占用的家族穷困成员抱怨的对象。注222此外,在20世纪,麻城更多的耕地作为庄园和庄田成了私人财产,除了牟利之外没有任何“慈善”目的。每个庄园的经营都要考虑到作物的选择(通常是经济作物)和劳力的预算,而且往往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可拥有多达12个庄园。注223虽然缺乏具体的证据,但是很可能这些机构也是明代农业商业化和土地集中的遗产。





宗族的发展


宗族在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麻城社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1934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将当时的麻城描绘成一幅充满社会失范和文化绝望的暗淡图画,并将其归因于这一事实,即该县几个世纪间赖以获得财富、秩序、事实上还有信念的豪绅大族,由于几十年的战争和掠夺性税收而崩溃了。注224政权的反对者共产党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925年,在该县开展活动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者董必武在自己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认为,祖先崇拜和宗族体系——封建迷信的有效体现——是麻城最核心的制度,需要一并打倒。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当地农民协会和红军领导人渐渐懂得,他们试图动员的平民群体和血缘性组织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因而不再打宗族寺庙和坟地的主意,而是把对祖先崇拜的威胁与他们的对手、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国民党联系了起来。注225

两党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宗族意识可能是麻城人民个人认同中最根本的要素;正如16世纪的哲学家耿定向所说,寻求和维护对宗室的关注是一项基本的道德义务。注226宗族也是地缘和社会组织的单元。只要看一下麻城村庄的名称(例如王家村)或市中心街道的名称(像曹家巷),人们就会发现用血缘关系来确认共同居住地的普遍模式。虽然最初的名称有许多随着时光流逝而成为了记忆,一些家族衰落了而另一些崛起了,但其中仍有很多连续性:例如,曾家湾的曾家到今天依然是他们在明初建立的村庄的唯一家族。注227较小的聚居地仍然是单一姓氏的领地,较大的地方则可能为两个或更多家族交替控制,例如明代新店的统治权由周、谢、彭三家分享。注228迟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试图将当地居民编入重新恢复的保甲体系时,往往把特定家族邻里作为这一体系的基本成分,把相应的祠堂作为它在当地的中心。注229

宗族用自己拥有的粮仓来援助当地人的生计,通过团练来负责集体防卫。他们还是当地文化活动的中心。17世纪的河南汝宁(麻城在大别山地区的邻县)县志充分展现了仕宦旺家如何赞助一年一度的节日,以此既巩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又帮助他们扩大了对邻里的支配权。注230在麻城本县,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宗族赞助庆祝新年的龙灯表演,并组队参加农历五月在宋埠举行的大受欢迎的龙舟比赛。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宗族的财富因战争而流失,这一世代相传的古老节日因此中断,据说这导致了民众道德的极度堕落。注231

虽然麻城最受颂扬的家族——例如邹氏、田氏和梅氏——在元代就已经很有势力了,但是很清楚,接下来七个世纪里几十个望族对麻城县的制度化支配地位,其实是明朝初年的产物。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支配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宗族精英,大多是在洪武年间出现的。关于湘江河谷(湖南),长江和汉水交汇地区(湖北),以及长江下游行政区如徽州(安徽)、无锡(江苏)、宁波(浙江)等地的“支配性”地方宗族的详细研究都表明,这些宗族绝大多数都是在14世纪末已经获得并建立起他们在当地的支配地位。他们的祖先有很多甚至大部分是作为军官、文职官员、商人或者田产所有者,跟随明朝创建者朱元璋的军队进入这个地区的,大多来自朱的老家江西。注232宗谱记载最详细的四个麻城家族,都与这一模式相吻合。

宋埠郊区罗潭(音)的李家,最初在元末从江西的庐山地区(刚好位于九江南部)来到麻城。后来作为该系祖先而受到尊敬的李省七旅居麻城——也许是一位宋埠商人,在红巾军蹂躏该地区时回到了老家。省七的儿子巨甫为朱元璋的起义军效力,最终升至总兵,死于1377年的一次战斗。李省七在儿子死后返回麻城,作为获胜的明王朝的客人接受嘉奖。省七的孙子李钊继承了他父亲巨甫的军衔,开始得到罗潭附近的大片优等水稻田。但李钊的军事职责使他常常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庐陵县,他像在麻城一样,在那里繁衍了李家的又一支血脉。注233最终在15世纪70年代,李氏家族将自己分成三部分——据说三个分支的代表在北京的会试中碰巧相遇——麻城的一份被认为是其中最晚的。注234

根据当地小学校长为保存至今的1947年宗谱撰写的序言,罗潭李氏是麻城西部最早建立的家族之一,他们的后代仍在激增,居住于罗潭河两岸的几十个村堡中,历600余年、30余代,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功名。注235宗谱本身提供的证据勾勒了居住地扩展、财产积累和当地“慈善事业”——刻在当地石碑上的题词和族规表明李家建造并控制了罗潭地区的桥梁、渡口和实际上整个交通设施——的样板,但在麻城的其他文献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在科举方面有特别辉煌的范例。(的确树立了这种范例的麻城李氏,来自该县的其他部分,两者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相关的。)还有,罗潭与宋埠的相似表明了与商业活动的某些联系,但宗谱却没有宣扬这一点。看来这样的猜测是最稳妥的,即罗潭李氏的持续繁荣实质上得益于在该县最优质的土地上从事商业化农业,这些土地是他们在14世纪末通过对其邻人的经济、暴力和文化支配而夺取或占用而来的。

宋埠地区的另一个支配性家族——施家畈的施氏——并不羞于提及自己财富的商业来源。施氏从周代的鲁惠公和唐宋一些著名官员那里追溯家族的起源之后,更肯定地认为他们真正的始祖是施贤辅,他在元明更替之际从鄱阳湖东岸的江西余干县迁至此地。时光流逝,他们在麻城西南部和毗邻黄冈北部的各地定居下来。注236虽然拥有数量可观的农田,但他们直到18世纪,才在宋埠本镇建造了一座壮观的祠堂。到这时,因血缘或商业而扩散的施氏已经分布到中国西部和西北部的许多地方。施氏宗谱自豪地记载,一名六代孙在16世纪70年代考中进士并在广东担任知县,另一名九代孙在1612年考中举人,但从其他的地方文献来看,施氏显然从未跻身于麻城主要的功名世家之列,文武皆然。尽管如此,宗谱中对施氏村庄、寺庙、府邸和坟冢的华美描述,都表明他们是麻城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注237

第三个家族是西村的程氏,我们已经谈到他们数量可观的集体祀产。像施氏一样,程家也将家族谱系追溯到周朝,把他们起源的古老封建国家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姓氏。更可信的说法是,他们认为自己是10世纪在徽州创建的一个商人官员家族的后代,《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中有详细的记录。很有可能和李氏、施氏一样,麻城程氏实际上来自江西北部。麻城程氏的始祖叫程朝二,他声称自己是宋代创建于江西鄱阳县的徽州程氏一支的后代,在明太祖年间的1374年从那里迁到麻城。他们在举水沿岸各地定居下来,位于宋埠、岐亭和白果之间的内陆三角洲的西南部,在那里看来已经有了特别的影响力。明代中期,他们在西村郊区建起了第一座祠堂。注238

程氏宗谱坦率地宣称,本族累世以经商为业。注239他们显然是黄帮商会的一股领导力量,其财富和商会成员一道持续而广泛地增长。18、19世纪,程氏宗谱提供了黄帮商会活动的细节,我们回头再谈这个问题。除了作为宗族集体财产,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还被投资于教育,所以虽然明朝时程氏几乎从麻城众多且不断增加的高等功名拥有者的名单中消失,但在清朝征服之后程氏家族成员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功名和官职。注240这一人数在民国时期有增无减。例如,1919年程氏宗谱的编者程荫南就是位很有名的人物,他是一位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数学家,辛亥革命期间曾任湖北省谘议局议员,在老家江西几个县做过县长,也是余晋芳的挚友,后者是1935年《麻城县志》的编者、国民党时期县级政治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注241



程家祠堂,西村,宋埠。来自《西村程氏宗谱》卷1。 最后是林氏,他们不是来自江西而是来自福建的莆田县。注242他们虽然很有可能是因经商而发迹,但在元代已经尝到了某些科举成功的甜头。例如,麻城林氏的开创者林古松是1348的举人,并于原籍所在省份拥有一个荣誉职衔。但林尽管接受了元朝的功名和官职,却识时务地投身于明朝的事业。古松的兄弟林棉在朱元璋时期中了进士,并在1376年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古松陪伴着他。当林棉被任命为南京的都御使时,古松留下来在麻城中馆驿镇附近的举水谷地开拓了一块土地。自此以后,林氏仍然是该镇的一股支配力量。麻城林氏到第四、五代人时就建起了祠堂注243,制定了族规,并完成了宗族制度化的其他大部分工作。他们的第一部宗谱在1803年出版。毫无疑问,对于中馆驿林氏来说,区域间商业最为重要,土地拓展尚在其次,但他们在这两方面都相当成功。他们不是太热衷于——但并非完全不感兴趣——科举的成功,他们在明代总共产生了两位中层功名获得者,在清代人数更多一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他们的商业投资仍然很成功,加上铁路修到了中馆驿,林氏开始成为麻城著名的经济和政治家族之一,其后人中包括该地区臭名昭著、残酷无情的反共领导人林仁敷。

李氏、施氏、程氏和林氏这四个家族,我认为,可以告诉我们关于麻城县宗族精英的某些情况。这四个家族都是在明朝的创建者在世期间来到麻城,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才来的。就此而言,这四个家族并非特例:我至少部分见过麻城另五个家族的宗谱——蔡氏、陈氏、熊氏、曾氏和周氏,他们都在明初从江西或(其中两家)邻近的湖南东部来到此地。注244所有这九个家族都致力于长期的土地获取和开垦(以明朝初年获得的资金为基础),将宗族的田产和财富扩展到各个分支,追求功名和入仕以便向上层流动(有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及刻意经营当地的慈善事业、基础建设和社区领导地位。许多家族——特别是施氏、程氏和林氏,也包括其他家族——将这些目标同商业活动联系起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家族全都转向了现代领域和政治领导地位。绝非偶然,他们都致力于宗族制度化的过程,以求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维持内部的纪律和团结,外部世界包括身边的平民大众、相邻的宗族以及中央政府。宗族组织的制度化是他们长盛不衰的关键。



武城曾氏宗谱。作者摄。 现存相对丰富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族规,会给我们提供一幅关于麻城宗族谋略和精英心态的更完整的画面。这些宗谱中的四个,施氏、程氏、林氏和陈氏,都有整套的家规和规约。注245所有族规的基本原则是要维护内部秩序和群体整合。亲属之间的和睦被一再强调,特别是要做到富贫相安。面对社会危机时,强调必须维护和重建准确的宗谱记录。按辈份为后代起名的独特模式,连同宗族内部收养孩子的原则,都被规定好了。随着家族的壮大,会依据血缘和定居地分成各个分支。房长和户长由整个宗族的领袖提名,再由各组成单位的成员认可。族规详细规定了房长和户长的职责:他们要负责指导礼教,鼓励功名仕进及其他有价值的事业,裁决纠纷,以及必不可少的约束本族成员。

族规还涉及集体财务问题。在祠堂祭祀祖先时,要召开每年一次的家族例行会议。这时会审核全家族和各分支的预算。这些预算用于维护宗族的祠堂和陵墓,制作祭祖时的礼器和工具,资助宗族内有前途的学子,还有至少一例(就是林家)用来管理本族的育婴堂。收入来自宗族成员每年的捐赠(70岁及更年长的人除外)和义田的租金,在每年的八月收齐。在选择耕种义田的佃户时,宗族成员享有优先权,但是得承认以此来严格管束佃户是行不通的;在荒年当然要减免佃户的租金,但要是他们拖欠太严重,就会被田产管理者赶走。

族规十分重视宗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告诫他们要避免虚华、奢侈和浪费。赌博被禁止。15世纪初的施氏族规训示“富不长富,贫不长贫”,所以在维持自家财富的同时要善待贫穷的亲戚和邻居,他们或许有一天会比自己更富有。注246同这些邻居保持良好关系——在乡村甚至城镇培养“里仁为美”的德行——是麻城宗谱中一个特别而恒久的主题。注247相应地,宗族成员被嘱咐要尽可能避开国家机构,尤其是那些可憎的县级胥吏。要避免任何异端邪说。最重要的是,不得有任何在经济和文化上剥夺当地社会中奴仆下人之类的行为。注248

多数族规都很关注宗族内部的性别关系问题。从最早的明代版本看,关于区别男女和整肃的约束甚至比后来更加密集;族规被明确地表述为顽抗20世纪解放运动的堡垒。女主内,男主外。女人出闺门时必须戴面纱(拥面)。在穷人家,女人只有在为地里耕作的丈夫送饭时才能离开家门(男耕女馌)。在富人家,男仆不许进屋子(厨子除外),女仆则决不许离开。细致的族规对如何处理不敬正室的姨太太都做了规定。总之,人们是不大可能听到邻家的女人对丈夫哭闹和责骂的。

族规把积累财富(积财)和维持财富(恒财)规定为道德律令,这既是祖先也是后人的义务。族规很坦率地承认这一事实,即除了科举和务农之外,“在百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工作”和从事商业也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毕竟,1919年的程氏宗谱承认,最近几代程家后人多为商人。注249重要的是自豪而辛勤地从事自己选择的职业(勤事业)。宗族长老根据对男性子孙能力的了解来安排他们的事业,以免耽误奇才。坐贾行商的男性子孙会成为叔伯或堂兄的学徒,被指导如何管理账目、选择品行良好的商业伙伴、避免一夜暴富的幻想,以及在经商时谨小慎微、道德正直。注250





邹来学对儿子的忠告


这些族规融入代代相传的关于家族延续和维持的广泛论述,在数百年来为麻城的宗族精英们所分享。这种论述一个较晚的例子见于程学瀚(1825—1885)的女婿戴阿禄(音)为他撰写的墓志铭。戴开门见山地说,学瀚可以将数量可观且不断增长的财富留给后人,这“并非偶然”——而是学瀚勤俭持家、精于理财的自然结果。戴随后写道:

显而易见,人世的幸福抑或不幸取决于富有抑或贫穷。富人有吃不完的美食,穷人只能以粗粮度日。富人穿着华丽的丝绸,穷人只能以粗陋的衣服蔽体。有人住在温暖、舒适的深府大院,有人只能寄居在茅舍和芦苇棚中。很多人视金钱如粪土,他们的快乐或苦痛却要受金钱左右。一个人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数。在这里老天是公平的。但在此过程中也有道德的因素,财富必须反映这一点。

要牢记,腹中的食物,柜中的衣服,房屋的瓦片、房门和窗户,桌上的用具,都是经农民的血汗、女子的编织和上百次贸易而来。它们是我们舒适生活的源泉。但要是它们没有得到善待,老天就会让它们枯竭而得不到补充,更不用说对它们报以傲慢和蔑视了。鉴于此,要警惕你的骄傲,多为不如自己幸运的人着想。程学瀚先生的为人处世正是基于这样的感悟,因此他能够保住财富并将遗产传给后人。【译者按,本段为意译。】注251

我说过,这篇墓志铭写于晚清,其中对富人毫不掩饰的颂扬有违那个时代的某些特质。但麻城精英最符合这种保富论述的唯一文献实际上来自15世纪。这就是1445年中进士并长期在城市做官的邹来学所写的《戒子书》。虽然邹氏不像程氏主要以经商为业,但是不容否认,它和晚清程学瀚墓志铭阐述的是相似的道理。这位明代查斯特菲尔德勋爵注252的书信,值得大段引用:

字寄妻男杨氏邹瀚:

余不及言。自离家之后,将及二载。邹氏各处亲邻朋辈人事之往来,以及家务人口种作屋宇塘池树木头畜等项,二兄家道安否,澍海二子生理,俱不知详悉。尔虽有家信一二次,只开些须略节,岂想父在远方,时时怀念,以此一事观之,尔之平昔为人,苟且简慢,懒惰粗粝,无状可知。其待父母如此,又不知相处内外亲戚邻里何如。每忧尔少读书,识见寡,操历浅,至亲至眷不知尊重,小男小女不知抚字,左邻右舍不知和睦,年老之人不知恭敬,贫难之人不知眷顾,患难之人不知怜悯,为恶之人不知回避,为善之人不知仿效,有恩之人不知报本,有冤之人不知洗雪,与人饮酒不知深浅,醉后之言无天无地无礼无法,醒后诸事不知,与人交钱不知仗义……作揖不知低头,识者莫不耻笑,谁肯劝诫。……至若起家不知要节俭,耕作不知要辛勤,畜养不知要水草,树木不知要栽种,子弟要教训,屋宇要打扫,内外要防闲,出入要谨慎,夜晚防盗贼,丰年防旱干,有日防无日,用人要饱暖,待下要恩爱,我忧尔之不能为人。不止此数者,聊说其大略。尔书每说牛死,比之常人家一牛使数载而不伤者,何也?盖因心痛此牛,牧养得法,水草依时。尔书又说无本钱,比之别人家一般纳钱粮,赶人情,又当相应人夫。凡事量入为出,千思万想,要知何者为起家之计,何者可以纳钱粮,何者可以备荒旱,务要长远,莫顾眼前。我每想自己仕途数年间,必有深过,以致祸恶,上及先母,下及溥儿。自朝至夕,惶惧省责,又惭薄德菲材。劳数次之章奏遭几番之荐拔,诚恐有负朝廷之委托,宁又肯贪污以辱名节,贻后患于子孙乎。

邹以告诫儿子的方式指出,要与有怨仇的邻居和睦相处,要合乎祭祀祖先的礼仪,总之,要使其行为变得节俭、审慎、有社会责任感。注253

邹来学信中反复强调的提升自己家族的目标,被他的家族很好地实现了。事实上,在麻城或邻近的黄安(该县分出去之后,1535年的一起事件将邹家分到了这两个县),邹氏可能是在当地居于主导地位时间最长的宗族团体。注254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邹氏是帝制晚期麻城的一个大家族,它在当地的谱系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是14世纪初迁到该县的一位元朝官员的后代。在邹来学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整个明代邹氏共有12人获得了高级功名。我们将看到,他们后来又在17世纪同样精明地转而效忠新的王朝。随着邹士璁(1688年进士)荣升地位显赫的大学士,他们成了清代麻城世家中拥有最多高级功名的家族——共有5个进士和15个举人。来学的告诫显然功不可没。

更有甚者,直到20世纪,邹的书信被执着地重印在以后的县志中,并得到热心读者越来越多的支持。清代知县屈振奇就是其中之一,在他那个时代该信还没有成为麻城文人子弟的必读文献。屈相信这封信自写成以来就对麻城人举业和仕途的惊人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注255也许他是对的。但是被这封信所忽略、实质上也被关于家族和财富的宗族论述所忽略的是,如果没有对劳动者的全面剥削、对其地位的全面贬抑、对这些底层民众的强制压服和对其自由的暴力束缚,上述这些成功都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些现象将点燃民众暴力的烈火,邹来学撰写该信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该县将一再经受它带来的痛苦。





功名与做官


在一篇庆祝当地重建儒学宫的文章中,刘采(1529年的进士,曾在六部中的四部做过尚书,并任太子少保)【译者按,原文误作“Liu Bian”】写道:“麻城古号名邑,国朝经术文章尤盛。”注2561535年,毛凤韶自夸道:“天下称文献上国莫如楚,楚郡莫如黄,黄诸邑莫如麻。”注257刘和毛都是麻城本地人、本地鼓吹者。但是编辑1882年县志的一名外乡人,知县郭庆华,同样惊叹于该县过去取得的成就(在他所处的时代,麻城的教育成就从全国范围来看不值一提),“麻城俗习诗书,争荣科第,前勋旧德,胜代尤彰”注258。考虑到前几个世纪麻城在全国精英中的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人在明代中、晚期在科考功名和担任官职方面获得的成功实在是令人惊讶。这成功既是由于该县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产生了闲适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也要归功于积极经营关系网络和当地人的热心支持,我们从刘采和毛风韶那里可见一斑。注259

明初商业和商业化农业的利润被系统地投入到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正式的机构是坐落于县城圣庙内的儒学宫。学宫始建于宋代,在元末邹普胜起义的战火中被毁,14世纪末得以重建,1470年代曾翻新整修,1530年代又一次彻底重建。到这时,先圣和宋代理学大家的牌位可以加入乡贤祠的行列——事实上这里已成了那些作为学者—官员享有全国声望的麻城子弟的荣誉厅堂。明代至少有53人得到了这种认可。每年在学宫举行儒家仪式时,有抱负的当地学者齐聚一堂,反思自己该如何延续这光荣的传统。注260

在准备科举考试时,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麻城大量涌现的家塾、族塾、村塾以及层级更高的书院。后者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已得到世人尊敬、闻名全国且得到越来越多资助的万松书院。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建立其他书院的新一轮浪潮,很多著名的书院就分散在整个县城。龙溪书院、白杲书院和东溪书院建于15世纪,道峰书院、辅仁书院和明德书院建于16世纪,回车书院、白云书院和经正书院建于17世纪初。举一个稍晚的例子,回车书院位于县城南部,邻近黄冈,书院的目的是教育两县士绅和商人的孩子。它由周旻、周兄弟始建于17世纪20年代,他们从山东的圣人家乡求来孔子像安放在象棋山寺,把它改成了书院。注261

在明代的教育热潮中,当地的其他寺庙虽然没有像回车那样变成正式的儒学书院,但确实在当地的学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些寺庙,例如大雄石窟寺,就是当地的图书馆。麻城杰出的哲学家官员周思敬曾赠给大雄寺一大批典籍,附近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并于日后成为高官,这使大雄寺享有盛誉。此类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坐落在名山上的玉石寺,这里供奉的是武神铁头师。在16世纪末由当地学者梁雪亭掌管后,玉石寺成了研究王阳明生平和著作的中心。尽管当时其他人对王的禅学研究颇有微词,但梁及其追随者却很推崇他的良知(天生的道德判断)学说,特别推崇他军人和学者品质的完美结合——这很适合玉石寺的尚武倾向。注262

这里的数字是惊人的:整个明代,麻城出了110个进士和421个举人。这些进士中至少有十人通过顶级的考试并在翰林院任职。考虑到该县粗犷好斗的性格和历史上的战略中心地位,我们也不会奇怪它还出了22个武进士和61个武举人。此外还有数百个买来的功名(贡生),这一事实反映了当地农业和商业的日益繁荣。注263这些数字虽不能使麻城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富庶、最有声誉的县相媲美——例如宁波在明代出了293个进士和1000多个贡生注264——却远远超过了华中地区的大多数县份。麻城进士的人数高于湖北省的其他任何县;位居第二的黄冈有87人,再次是江陵有70人,被并入省城武昌的江夏县仅有64人。注265

这些科考成功的案例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均匀,明朝的前120年,麻城出了17个进士,这与明代以前微不足道的成绩相比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地方相比并不算特别引人注目。例如,江夏县这一时期更为出色,出了20个进士。直到15世纪后半期,麻城的地位才显著提升并得以扬名天下。在1470年代山西布政使李正芳为修缮麻城儒学宫而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这一点已经初显端倪。李非常自豪而又不无惊讶地指出,他的家乡县在1467年一年就出了7个举人。注266从弘治元年(1488年)直到明朝终结,麻城籍进士的人数迅猛增加:总数达83人,还不包括16世纪末从该县分出来的黄安出的7个进士。麻城南面的县黄冈产生的进士人数表现出相似的跳跃性,从1368—1487年的10人增加到1488—1644年的77人,我想这很能说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两个县的成功显然都是正在形成的黄州商帮将商业利润投资于教育的结果。注267

宗族对明代麻城科举成就的贡献也是不均匀的。这个时期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十分富有而显赫的家族,例如西南部的商业家族程氏、东山的强人型家族夏氏,实际上没有参与这次文化勃兴,另一些家族则做得很好。事实上,该县精英留下了一份什么地点、什么家族表现最佳的记录。这份异乎寻常的文献,一方面像是当地显贵的花名册,另一方面又像家族间极为激烈的竞争的得分表。注268进入这份名单的标准是至少出过一个举人,共有62个家族入选。最成功的一个家族是新店周氏,在明代至少出了27个举人、7个进士。其次是锁口河刘氏,出了17个举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11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坝上李氏自称出了16个举人、7个进士。有时几个同姓的麻城家族都表现优秀,这样就很难区分个人的家族和居住地。例如,新店周氏之外还有另两个周氏榜上有名(一个是掘断山周氏,引人注目地出了13个举人和6个进士),又有3个刘氏与锁口河刘氏一起上榜。很难弄清这些同姓家族在多大程度上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但在其他情况下,同姓的成功者都声称他们来自同一个宗族,像白果董氏(13个举人、5个进士)、七里冈梅氏(11个举人、4个进士)、脑五山毛氏(9个举人、3个进士),以及香山赵氏(8个举人、2个进士)。此外,某一地区拥有功名的家族可能不止一个,例如新店除了周氏之外,还有相当成功的谢氏和彭氏,白果除了董氏之外还有阮氏和陆氏。

明代中后期,麻城在科考上的成功总是伴随着入仕为官。根据晚清知县郭庆华的记述,整个明代有超过500个麻城人出任一个或多个官职。这一总数中除了为数众多的知县和知府外,还包括那些职位较低的人,比如县丞或县里的督学(这一时期即使最谦虚的精英家族,如白果董氏,也会炫耀自家连续几代在当地为官)。注269但这500多人中也有做到尚书级高官的。根据一份现代资料,帝制晚期麻城至少出了143个在大都市做官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明代。麻城乡贤祠供奉的贤达,有53人出自明代,只有8人出自清代。民国县志《名贤篇》列出的名人,有58人出自明代,只有9人出自清代。这些明代贤达中包括1位太子太保、2位太子少保、7位尚书(其中两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做过四个部的尚书)、4位侍郎、2位主事、14位巡抚或其他省级官员以及大批高级武官。这些高级官员中有许多被编入了《明史》人物列传,其中7人享有荫庇特权,即可以挑选一名后人继承自己的爵位。至少有90个麻城人因为他们儿子或孙子的功绩而得到封赠。这样,该县在明代成功地把它的子孙推到了权力阶梯的最高端,其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也远远超出麻城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界限。注270

已经飞黄腾达的同乡对有抱负的当地学者官员的提携,无疑对取得上述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明代中期北京麻城会馆的建立表明,到这时该县不仅积累了为数众多的中央官员,而且他们还借此对那些来京城参加会试或谋求官职的年轻同乡给予殷切关怀。注271除了荫庇特权之外,大多数涉及地方裙带关系的个人谋划都被谨慎地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不过,梅之焕(后文会更多地谈及此人)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插曲,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明代政治分肥的短暂一瞥。17世纪20年代末,到黄州参加乡试的45位麻城学子的代表,拜见了刚从甘肃总督任上返回家乡的梅。考虑到中举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而事实上考生人数预计超过3000人,很明显只有极少数麻城子弟有望中举。但梅让学子代表回到黄州,并附上给主考官员的一封私信。出于对梅的尊重,那名官员单独考察了每一位麻城学子,并不成比例地让其中17人通过了考试。注272

和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一样,麻城子弟跻身官场高层的突破也是由于明代中后期积累。真正开其先河的是在元朝就已成功为官、受人尊敬的邹氏家族的后人邹来学。邹作为1433年的进士被任命为兵部主事,负责西北军事的后勤事务。他在1440年代的土木堡事变中表现出色,被晋升为江南总督。在总督任上,他做了一名模范官员该做的事情——减免税收、整饬吏治、兴修水利、修建粮仓、奖励农桑,但他做得如此出色,以致卸任后被任命为都御使。注273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坝上李氏的三代人——李正芳(1442年进士)、李庆(1469年进士)和李文祥(1487年进士)——依次在西北地区担任省级官员,在那个边疆地区战事频仍的年代,他们每个人都赢得了举国赞誉。其中文祥在一次军事失利后返回家乡,以29岁的年纪自溺身亡,这既使他得到了在《明史》中以烈士入传的殊荣,也为他的文集(由晚明著名学者王世贞出版并作序)赢得了虔诚的读者。注27416世纪中期,麻城人的表现甚至更加出色,16世纪40年代的刘天和、16世纪60年代的周宏祖是其领军人物,他们是明代当地两个名门的后人。

锁口河刘氏是刘名梦的后人,他曾在朱元璋的征服大军中效力,后来担任知州并在该县得到一块帝国赏赐的土地来维系自己的家族。名梦的后人刘从政是明代麻城的第一个进士;刘训(1439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刘训的儿子仲和仲辁都是1453年的举人并在当地为官。注275不过,名梦的曾孙刘天和(1479—1546),把先辈们的业绩推到了新的高度。根据《明实录》中为他写的悼文,天和任职甚广,作过陕甘总督、兵部和工部尚书以及太子太保。他因守卫边疆(这是麻城人的专长)和治水而声名远播。他根据自己担任(黄河)河道总督的经验编写而成的《问水集》,在明清两代被定期重印。注276王世贞在悼文中对刘天和称颂有加,帝国赐给他的谥号是庄襄公,并在《明史》中立传。其后代包括太子少保刘守友、著名的藏书家刘承禧、著名的晚明诗人刘侗,以及许多级别较低的官员。注277

新店周氏也有一个类似的发家故事,它在王朝后半段攀升到了明代官僚阶梯的最高层。我们已经看到,周家是赢者通吃的高级博彩中最成功的一个麻城家族,他们成就非凡,以至要为做过文武官员的家族成员编写传记。注278提升家族地位的第一位重要官员是周(1445年进士),他担任高品级的监察官员,在很多因派系而起的弹劾中起过作用,也曾被任命为山东和云南(据记载他在那里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回家的路上因船只失事而一去无踪)的布政使。的孙子周廷徵(1489年举人)于1510年代在西北地区担任总兵,战绩显赫。廷徵的两个儿子周载和周都只是当地的小官;但到了下一代,周家开始发迹了。注279

在“宏”字辈的子弟中,有三人特别成功。周宏谟是1576年的武举人,他在镇压全国性起义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因而被赐予荫庇特权。周的两个儿子宏祖和宏钥,成了更具政治色彩的全国性英雄。哥哥周宏祖(1559年进士)官至南京都御使,因其坚决打击贪污军饷之举而赢得了广泛赞扬。弟弟周宏钥(1574年进士)在京师和各省任过不同官职,曾两次劝谏万历皇帝并因此而扬名,第一次是反对皇室在国家经济困难时的奢侈行为,后来是批评皇帝不理朝政。两次劝谏,宏钥都是先被罢免而后又被召回,但职位逐渐降低了;然而,在随后的天启朝初年,他因刚直不阿且有远见卓识而被追赠为太师。注280

最终,周宏祖和周宏钥两兄弟都在致仕后回到家乡麻城,并被视为当地在乱世进行政治整合的楷模。两人都留下了出色的文集;都在明朝面临困厄的最后五十年间,为麻城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章 异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强大的明王朝不断痛苦衰落的时期,正是麻城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该县有长期的习武传统,为王朝输送了大量亟需的军事人才。而且,发展当地教育机会的耐心过程和官员代际之间的相互提携,逐步缔造了该县科考和仕途成功的辉煌时期。不仅如此,表彰出身当地的官员、学者和文人的名贤祠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变成了闻名全国的学术活动和政治论辩的中心。





麻城走上中心舞台


那个时代当地几乎所有的主要士绅都留下了自己的政治文集,以及典籍注释、哲学和历史著述、百科全书、地方志和游记,其中许多颇有价值,被收入《四库全书》。后来的县志附有晚明时期当地人的诗作,不仅包括在外乡享有持久声誉的诗人(像刘侗和曹胤昌),还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许多诗文,例如梅国桢,他真正的地位来自各类文武事务。刘承禧等当地文人成了著名的藏书家,甚至有学者从江南赶来欣赏他们的珍本收藏。注281事实上,麻城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变成了一处圣地,吸引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学士。16世纪90年代,被齐皎瀚(Jonathan Chaves)誉为“明代最伟大诗人”的湖南人袁宏道(1568—1610),曾多次与兄弟宗道、中道一同访问麻城,写下了许多赞美当地风光的诗篇,后来由麻城本地的杰出士绅李长庚编辑刊印。注282【译者按,袁氏兄弟当为湖北公安人。】历史学家焦竑(1541—1620)也在同一时期定居于此。注283我们还看到,伟大的小说家冯梦龙在20年后旅居此地。最有名的例子是,颠覆偶像的泰州学派思想家李贽,正是在麻城写出了他最有争议的著作,对思想界发起了最尖锐的攻击。

这些名士,以及渴望仿效他们优雅情致的人,聚集在该县山间的凉亭里,娱情山水,茗茶品酒,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已有的精英社交中心如万松书院、麻姑石窟、东山的定慧寺等重新焕发了生机,又有新建的中心加入其间,例如白果的兴福寺、梅国桢建造的碧云寺以及县城的三老堂。这里渐渐形成了当地名人和访客公认的聚会胜地,即所谓“三台八景”。其中一些更因过去的文坛健将而备受尊崇。宋埠镇外的杏花村就是其中之一,以唐代的杜甫和宋代的苏东坡曾经来访而自豪,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曾忠实效仿。注284晚明时最受人喜爱的景致是龙湖湖畔新老寺庙的交相辉映,位于县城东约25里的中心平地上。龙湖为权势显赫的周家所有,由山间奔流而出的溪水汇聚而成,深邃而清澈,吸引了大批知名的访客,他们动情于钓鱼台的迷人景致而写下优美的诗文。注285麻城的名士们有意通过这些场景显示自己文化上的优雅,进而表明他们对当地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是相称的。

佛教在晚明的麻城繁荣起来,它的集大成者是出身于当地一个显赫家族的学者僧人道一(本名叫周明明)。按照一种近乎完美的说辞(当时大部分文人退出日益恶化的公共生活时都会如此),周在去武昌参加乡试的路上,对其他考生在渡船上为争座位而大打出手的粗鲁行为非常厌恶,愤然回乡并剃度出家,终日流连于家乡的崇山峻岭,探寻人生的真谛。注286另一些优秀的当地精英尽管没有出家,却也痴迷于佛教的奥义和伦理探索。

与此同时,这些名士远没有脱离政治。事实上,至少从周宏祖和周宏钥那代人起,也就是16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麻城人就不仅持续跻身于帝国官僚阶梯的高层,而且在晚明激烈的派系斗争中扮演了活跃而复杂的角色。他们一直是批评皇帝、宦官和宗室的中坚。他们在16世纪末与属于新儒家“左翼”的泰州学派过从甚密,但在17世纪初同样与该学派学术上保守而政治上激进的反对者交往,起先是东林党,后来是复社运动。

彭遵古的故事很有象征意义。1586年,已在十年前因罢官而名震天下的直言者海瑞,被朝廷召回出任南京都御使。显而易见,海的第一把火就是要严惩那些哪怕有最轻微腐败行为的官员。这激起了提学御史房寰的弹劾,称海瑞虚伪而傲慢,应该再次免职,万历皇帝准奏。然而,时任南京佥都御史的麻城人彭遵古,组织了数位同科进士联名上疏,请求让海瑞官复原职。他们攻击房寰诡计多端,赞扬海瑞是当代伟人。朝廷袒护房,并勒令放肆的彭及其同伴去职还乡,从此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彭确实作为一个多产的学者度过了余生,并在1620年代的天启年间因其英勇谏举而获得谥封。注287





梅国桢和1570年税收改革


16世纪末麻城具有轰动性的政治现象——一种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地方政治——主要体现在三个家族集团身上:梅氏、耿氏和周氏。16世纪后几十年间最有全国声望的当地人,无疑也是最积极地促进当地繁荣的人,可能就是梅国桢(1542—1605)。国桢也许是麻城最富有的地主家族。梅家很早就来到此地,并在县城东南部华中平原的七里岗得到了一大块最肥沃的土地。后来被视为当地梅家始祖的梅亨,当地人对他并不陌生,他在元初被乡邻选为(或许是自己任命为)百一,以应付土匪和社会动荡。他的儿子和孙子进一步发展,建立起他们自己更大的军事网络(分别授予千一和万一的头衔)。就是说,梅氏是作为当地强人集团开始起家的。注288

和麻城其他的文人地主家庭一样,科举考试的成功姗姗来迟,一旦来临却十分辉煌。在明代梅氏的4个进士和11个举人中,第一位是国桢的曾祖父梅吉(1499年进士),他备受争议地做了一任(广东)惠州知府。注289下一个就是国桢本人(1583年进士),他是六兄弟中的老大。老二国楼是同年的进士,常年任职于广东、四川和江西,在当时的边疆防御战中是全副武装的军人,退休之后又是麻城当地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力推动者。老三国森是一个举人,也是晚明当地英雄梅之焕的父亲(见第五章)。国桢将一个女儿嫁给了李长庚,他是麻城唯一比梅家更有权势的李家的后人,官至帝国最尊贵的大学士。注290国桢的独子之是著名的古典学者和藏书家,以及有名的慈善家,他捐出成千上万两的家产以缓解明朝最后几十年的饥荒。他也是东林党和复社运动的成员,拒绝为征服者满人效力,在家乡的山间像苦行僧般度过了余生。注291不过,尽管有之的例子,整个清代及之后七里岗梅氏在科考和官场上的成功仍在持续加速。注292

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梅国桢聪慧博学,诗艺精湛,擅长骑射,为人严肃坦诚、和蔼可亲,有“侠义风范”,喜欢和朋友聚会、煮酒论诗。注293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醉心佛教,乐于同世俗和僧侣中的朋友探讨宗教问题。注294他的仕途生涯从县令开始,升为巡盐御史,随后长期出任西北前线乃至整个中国北部的军事长官,战功赫赫。他因精于修筑防御工事和策划围歼战而名震天下,在1592年剿灭哱拜叛乱的战斗中表现尤为出色。注295虽然他不断地卷入派系争斗,但作为王朝的军事英雄,越来越高的声望使他免于这些斗争余波的冲击,最终他以兵部侍郎加太子少傅的头衔告老还乡。国桢在1605年回乡祭拜父亲后不久因病去世,皇帝很快得知他的死讯,向他追赠了继承官职的荫庇特权。注296

梅国桢在任职期间仍然抽出时间,在自己的家乡资助修建学校和供奉驱魔神灵的庙宇。灾荒之年,他协同高级官员调拨官粮来赈济麻城的百姓。注297更有趣的是,国桢和他的兄弟积极介入了家乡有争议的税收改革运动,他们经常作为替当地百姓谋求利益的关键人物出现。例如1600—1601【译者按,原文误为1661】年间,国桢在其西北任上和时任麻城知县刘文琦密切合作,废除了家乡吏役对税收的垄断。注298翰林学士梅国楼是促成将麻城应交公粮折成银两(见第一章)的主要游说者,以便至少部分降低当地纳税人将粮食用船运到官府粮仓的运输费用。尽管梅家的地产集中在举水及其下游附近、运输相对容易的地方,国楼似乎仍很耐心地努力就此问题达成妥协,将像他这样的地主——其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相对容易地承受运输成本,因此反对按照标准比例进行折算(将平均运输成本包括在内)——潜在地与另一些地主区别开来,他们住得更偏远,很乐意按照这样的比例进行折算。注299

但在其他的财政问题上,梅国桢虽然仍声称是民众的代言人,实际上更关注狭隘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甚至是自己家族的利益。这一点在1570年由知县穆炜实施的麻城地籍调查中尤为显著,该政策显然成了当地精英相互仇视和利益冲突的一个焦点。穆祖籍江西,是一个精力充沛、疾恶如仇的人。他刚到麻城,就因打击土匪而赢得了全体精英的赞赏。但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了税收评估不平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相当大。

知县召集(经过精心挑选的)士绅和年长者(士大夫、父老)开会,征询他们对该问题的意见。他们全都抱怨该县承受的整体财政负担过于沉重。他们声称,皇上误将麻城的战略中心地位归因于它的富庶,可事实上它是一个边疆堡垒,一个贫瘠的军事重地。另外,该县内部的税负分配也是不公平的。强者有许多不税之田,而弱者却要缴无田之税。其后果,一是恶性诉讼的爆发,一是穷人处境的恶化,不逃则死。注300

穆炜断定,麻城问题的根源在于稻田的二元分类体系,即分为官田(即县里众多高官名下的土地)和民田。这两种田都可以自由买卖和频繁分割。由于土地卖掉后通常仍保留以前的名称,官员或民众的实际所有权问题就立刻成了一个人为的难题。(土地)市场的动力在于两种田的纳税政策有别,与民田相比,官田本质上免于劳役,但相应地要交更高的田赋。这样,想要降低田赋而宁愿出劳役的田主希望将官田换成民田(改官为民),想要逃避劳役的田主则相反(改民为官)。如果没有人在土地交易中虚报或操纵土地的纳税类型,这本身并不会产生不公平的问题。理论上讲,一块土地的市场价格随着田赋而波动,而田赋则被视为其产量的一个指标。但是大家渴望从出售土地中获得高回报,因此常常虚报自己土地的田赋;而这些土地的买主事实上往往注定要为低产量缴纳高税赋,所以拖欠的情形并不罕见。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又有把田赋报得比实际更低的动机,这样能以诱人的低价格寻找买主或者自己买下这些土地。另一种欺讹之举是将自己土地的一部分卖给那些过于急切或者资金不足的买主,由于田赋征收不能分割,买主必须更多地分摊卖家的田赋。

1570年穆知县面对的就是一个完全混乱的财政体系,田赋登记簿不能反映实情,财税负担在人口中的分配极不平等。他认定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全面丈量土地(丈田)。他组织一批廉洁而能干的专家负责丈量,设法在两年内彻底重新编订麻城的田赋登记簿,并对所有田主进行了重新评估。他将该县大部分官田重新划为民田,希望借此减轻该县的整体税赋,与此同时试图实现富人和穷人税赋的均等化(均粮)。注301

显而易见,一个新上任的知县无论多么有干劲、有能力,如果得不到当地精英广泛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上述成就的。有一位人物似乎体现了这种共识,他叫黄卷(1504—1579),是当地一位上了岁数的长者。黄广受麻城士绅的尊敬,在他去世后,朋友们敦请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王世贞为他撰写了墓志铭。注302黄早在40多年前的1529年就成了进士,在任过一些中级官职后回到家乡,致力于当地的公共事务。16世纪30年代后期,他寻找捐助并承担编务,刊印了该县的第一部县志,为此受到同乡们的广泛赞誉,他们认为该书标志着麻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新成就。黄还赢得了平民士绅的声誉。王世贞注意到他几乎从不去县城和精英们宴饮。相反,康熙朝县志中黄的传记强调,他躬亲田事,与奴仆同甘苦,时常把农具借给贫穷的邻居。不仅如此,他还是当时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注303

这位具有平民主义和改革主义色彩的本县精英——显然还有他的不少同事——把积极的穆炜知县的到来视为福音。在穆离任之际,黄准备了一篇纪念文章,赞誉穆有古代楷模官员之风,赞扬他一如那些崇高的榜样,以各种方式展现了自己的爱民——通过植树、垦田、兴修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均平赋役。黄满怀热情地肯定穆的丈田之举极为重要,强调最近几十年来麻城日益严重的税负不公已经导致了令人忧虑的土地兼并趋势。富者田多税少、贫者倾家荡产仍完不成赋税的局面已经出现。黄毫不怀疑,如果没有穆的激进改革,迫在眉睫的后果就是阶级战争:该县已处在危亡的边缘,其动力就是众多的仆庶。结果证明——或许穆炜的税收改革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缓解作用——黄所预见的毁灭在仅仅半个世纪之后来到了麻城。注304

但以晚明时期当地的标准来看,黄卷只是来自一个在财富和学术上有中等成就的家庭。万人崖黄氏虽然是受人尊敬的家族,但整个明代却只出了四个举人,黄卷则是唯一的进士。注305对穆炜财政改革运动的支持,或许正是来自这个人数众多、中等富裕程度的精英阶层。至于那些富裕程度惊人并有全国性声望的大家族——可以说正是黄所指责的盘剥税收和攫取土地的主要元凶——对改革的支持显然并不那么一致。七里岗梅氏,以及当时正冉冉上升的明星梅国桢,显然就属于这个阶层。

也许是由于黄卷的提名,穆炜知县被考虑得到帝国的奖赏,湖广布政使罗其玉(音)奉命调查穆是否配得上这样的荣誉。穆炜税收改革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挺穆运动。包括全国知名的哲学家耿定向(见下文)在内的一些当地士绅,于1573年拜访了省按察使王世贞,并声泪俱下地劝这位名人撰写一篇短文称赞穆为循吏,因为他成功地做到了无数前任没能做到的事,并称赞他的改革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福音(下与上交益)。注306

但当罗巡抚转向以梅国桢为代言人的富人阶层一边时,得到了有所不同的评价。在回答罗的询问时,梅对穆谴责有加而吝于褒奖。梅认为穆的剿匪行动当然值得赞许,他也承认颇受争议的丈田之举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并且实现了预期的公平。但是,它就真的是一件好事吗?作为当地最有势力的地主阶层的代言人,梅认为检验任何财税改革的真正标准是看它对农业总生产率的影响,如此说来,现在判断穆的改革是成功还是灾难尚为时过早。改革肯定给他家带来了经济上的不便,但梅谨慎地拒绝表达自己对其后果的看法。尽管如此,他确实暗示穆炜的财税改革没有做好审慎的准备工作:这些改革无疑给穆的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改革的实施其实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舆论(民情)。注307





耿定向与黄安县的设立


哲学家官员耿定向(1524—1596)出生在麻城的西北角。传说一位公卿碰巧路过他家,认定两岁的耿定向日后会成为贤达之士。在此激励下,他从小就孜孜不倦地学习理学,并于1556年中进士。他于1559年被任命为监察云南的御史,很快就因弹劾吏部尚书吴鹏而招来恶名。一波激烈的弹劾与反弹劾的斗争接踵而来,而耿相对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他沿着权力的阶梯逐步攀爬,在1580年代末做到了户部尚书。他去世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赐予荫庇特权,并最终在《明史》中立传。注308

耿生前在他的家乡也十分有名。例如在1575年,他是受邀为新编县志作序的少数几位黄州本地人之一。但这种影响在耿定向的人生中弥足珍贵。和住在中部平原的七里岗梅氏不同,三角山耿氏生活在大别山区,并不是一个非常富裕且身世显赫的家族。整个明代耿家只出了三个拥有高级功名的人。第一位取得省级考试成功的是定向的先辈耿光,他是1501年的举人,作为低级学官。第一个进士就是定向自己。秦家懿(Julia Ching)为定向写的传记中说,他的直系先辈是微不足道的耕读之家,没有功名和官职。也没有记录显示任何耿家人参加过15世纪和16世纪初麻城知名精英们的集体活动,比如重修县城的儒学宫或是编纂1535年的县志。但是,到了定向这一代,耿家开始兴旺发达。他的弟弟耿定力也在1570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兄弟中最年长的定理,考中了生员后就有意回避科举,却因精于新儒家哲学和佛学而声名远扬。注309

终其一生,耿定向都在努力探索那个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帝国和地方的政治意涵。他喜好禅宗佛教并深谙其义理。他坚信作为王阳明思想核心的“良知”的存在,与王门“左翼”泰州学派过从甚密,其中包括他一度的密友何心隐和李贽。但我们将会看到,他察觉到当时官场的日益腐败堕落以及相应的社会失范,这促使他开始强调道德选择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价值,以及他在宋代新儒学中发现的解决治乱问题的具体措施。他是西北地区以外最早欣赏关学(陕西)学派的学者之一,该学派坚定地信奉朱熹之学,强调重振礼法和道德,并致力于钻研经世之道和各种有用的技艺,这些都将成为清代前期和中期实学运动的核心主张。注310耿不曾亲眼见到顾宪成(1550—1612)在1604年创建东林书院,但他逐渐从佛学和道德直觉主义转向强调全国性公共服务和地方性社会规范的“宋学”主张,这显然预示了后来的这场学者运动。

面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底层民众,耿定向重整社会规范的热情日益高涨,这充分体现在他(在1575年前后)提议恢复乡约制度,该制度最早由宋代的朱熹提出,王阳明则使之在明代广泛复兴。注311耿认为,保甲制度是禁奸、治乱的有力武器,但它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由地方精英实施、用以引导社会风俗和行为(导俗为风)的强制性规范:乡约。他说,自从明代的建立者开始实施另一种地方控制体系——里甲制度,乡约就明显地失效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耿注意到,这个动荡的时代需要一种集体的、相互的、公众的责任去重振道德。他回应了晚明改革者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呼吁精英们创建新的、正式的渠道去联系民众(通民),他们显然正在危险地脱离这些民众。最耐人寻味的是,定向注意到自己家乡地处边缘和极度无序的特点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头痛的问题——匪患猖獗、诉讼激增、拖欠债务和税赋,有效的乡约系统将有助于补救这种局面。

虽然耿没有详细论述如何实现这些变革,但他明确指出,由当地地主精英控制的乡约制度有助于更公平的赋税和徭役分配(徭赋可平)。他在同时期撰写的一篇表彰文字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该文称赞麻城知县王三宅整顿吏役收税时的欺诈行为,并在此过程中开除了许多吏役。注312该地漫长历史中,棘手的税收问题都是地方与国家发生冲突的领域,并催生了对强人精英领导地方自治的公开吁求。

耿定向发起了让其家乡所在的麻城西北部地区脱离该行政区划、独立建县的运动,在这场漫长而最终取得成功的运动中,他更坚定地阐述了上述观点。注313而且在这段插曲中,我们还能进一步瞥见通常被掩盖的当地地主精英内部的争论。黄安县的设立显然是一个富有争议和高度政治化的过程。这里的地主们一致认为,他们需要行政独立的直接动因是公共安全问题,麻城知县既不能、也不愿派他的官军来保卫县城西北部的大别山地区,所以这些地区总是沦为土匪和来自河南的跨境掠夺者的抢掠对象。一个距离更近的新县城、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将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这种忧虑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很明显,这场运动背后更深层的动因,是希望获得更高层次的地方自治,以对抗麻城县和该县中部平原更有势力的精英家族,例如新店周氏、坝上李氏、古城蕃曾氏,当然尤其包括七里岗梅氏。行政自治无疑会带来更大的汲取和分配财政资源的权力,以及更好地竞争科举考试稀缺配额的机会,过去县城中心那些身世显赫、人脉广泛的家族不成比例地占据着这些名额。这些优势显然是中心地区的精英们所不愿放弃的。

新建一个独立县的想法首次提出来讨论,是在1542年麻城西北部的两名监生秦岳(音)和李大夏(音)递交的陈情书中。这份陈情书最初得到了湖广总督卢杰(音)的支持,但最终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复杂而被拒绝——想必是违背了后来梅国桢指责知县穆炜在丈田时所忽略的士绅舆论(民情)。五年之后的1547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亲自要求巡抚重新考虑这个提议,但结果仍是如此。随后到1552年,新科举人耿定向加入了论战。他游说巡抚冯岳重启这个议案,但被巡抚断然拒绝。《黄安县志》指出,该地继续饱受社会动荡之苦。

在考中进士一年后的1559年,耿被任命到明朝南方留都南京为官,他立刻抓住机会再次提出家乡的自治问题。他希望湖北布政使刘伦新(音)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似乎就要得到刘的批准了,刘却突然调走,而接替他的张裕(音)并不认为该举措有那么重要。几乎可以肯定,这位新任巡抚此前受到了反对西北部自治的麻城人士的影响。耿定向当时远在南京,不能有效地反驳他们,但第二年他被任命到甘肃,借路过故乡和湖北省城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游说当地和省里的官员支持建立新县。到1562年底,耿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张巡抚递交了一份很长的奏折,希望皇帝赞成此举。整个冬天和春天,各方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间有许多歧见纷争,特别是关于财政重新分配的细节问题。1563年4月,户部最终正式批准设立黄安县,新辖区大部分来自麻城,但也有一小部分来自邻近的两个县。

耿定向战胜了势力根深蒂固的麻城精英。事实上,康熙朝的《黄安县志》过分夸大了他取胜的程度。麻城西北部的其他家族无疑得益于新县的设立,但县志——在其传记文字、当地文人作品选、当地基础设施捐赠记录等中——引人注目地揭示了耿家势力在该县设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所达到的垄断程度。相比之下,麻城时代耿氏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平平,而在自己的地盘黄安却出了许多公认的文人,不仅明代中后期如此,而且延续到随后的清代。注314耿定向获得了有力的封赏。





周氏兄弟与龙湖


与耿定向及其兄弟交往密切的是另一对周氏兄弟。周家至少有8个“思”字辈成员——思久、思敬、思季、思昭、思志、思旦、思达和思善——中了举人或进士,并在16世纪后期担任知县或更高级别的官员。这些人都来自掘断山周氏,这是大别山地区最古老的精英家族之一。他们声称早在南宋时期(1190年代)就来到此地,据说他们的始祖周爱六是从江西迁来的。周氏家族的大本营掘断山坐落在麻城西部,1562年被分出来成为黄安的一部分(《黄安县志》中有周思敬的传记,称他为当地子孙注315),但周家的地产事实上遍布两县,其中相当一部分位于阎家河集镇北面的麻城中部平原。注316

这代人中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是周思久(周柳塘,1553年进士)和周思敬(周右山,1568年进士)。思久没有做过知府以上的官,但他在全国的人脉非常好。至少有名的清官海瑞曾撰文赞赏他在艰难的海南知府任上所取得的政绩,思久因此而受到嘉靖皇帝召见并征询意见。注317周思敬和耿定向一样,都是独揽大权的首辅张居正(1525—1582)的人。他在世期间官至工部侍郎,死后被追赠为大学士。注318

不过,无论在当地还是外乡,闻名遐迩的麻城“二周”在文化上的影响力都要胜过他们可观的政治地位。他们是知识界的名人。思久和思敬在麻城县城和全县各地修建了宏伟的儒学宫、图书馆和佛寺。最有名的是,他们在阎家河北郊的龙湖(又称龙潭湖)沿岸修建了一组亭台和寺庙。除了钓鱼台,还有寒碧台、龙湖寺、芝佛院,这些地方都成了文人览胜的上选之地。在这些地方,思久和思敬可以泛舟湖上,友朋雅聚,觥筹交错,伴之以优雅而激越的谈话。这些寺院也表明了周氏兄弟对佛教的痴迷。毕竟,麻城著名的苦行者道一就是他们表兄弟思善的儿子,思久和思敬与另一位全国知名的僧人无念也很亲密,他是东山熊氏的后人,他们让他做了芝佛院的住持。注319周思久与耿定向常年保持通信,讨论有关佛教信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如何使之与他们同样珍视的儒家个人伦理、礼法规范和公共服务相调和。注320他们混合思想中的这种佛教因素,成了16世纪后期困挠周氏兄弟以及耿和梅的丑闻的中心:即他们极受争议的访客李贽在龙湖的活动。





李贽来到麻城


反传统的哲学家李贽(1527—1602)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有穆斯林血统的商人家庭。注3211550年代他曾在当地为官,还做过云南姚安的知府,之后便辞官去了南京,过上了自由学者的生活。在那里他卷入了同王阳明门徒的激烈哲学争论,其中包括何心隐(1517—1579)、麻城的耿定理和耿定向以及定向的学生焦竑。该学派从何心隐开始采用讲学的方式,通过公开辩论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强调公开发言、与一般民众进行交流以及相对接受他人观点。事实上这是一个高度调和主义的圈子:耿定向支持风格独特的泰州学者王艮(1483—1541)所阐发的王阳明良知学说,耿定理致力于完善禅宗的养生之法,而李和焦则开始花费数年时间投入地集中阅读道家文献。注322

1581年,耿氏兄弟回到他们的家乡,新设立的黄安县,为父亲服丧,定理邀请54岁的李贽来做客。年底时焦竑也加入进来。注323李和耿定向一度关系很好,《黄安县志》中选印了他们在这一时期创作和交流的往来诗文。注324但是哲学和政治上的分歧使两人开始产生隔阂,彼此之间越来越刻薄。耿定理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周思久试图调解两人的矛盾,但成功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1579年